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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促进转型发展,加快推进金融转型

2022-11-21 5 admin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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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各位分享中国金融促进转型发展的知识,其中也会对加快推进金融转型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目录一览:

我国金融业已进入加速转型的发展阶段,如何提升与数字经济的“适配性”?

我国金融业已经进入了加速转型的发展阶段,为了提升数字经济的适配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深化经济结构区域布局优化、引导数字科技面向核心产业和重点领域进军、将新一代的信息技术领域与产教深化融合。不断加快金融领域的审计转型,将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性产业相融合,积极提高赋能,让我国金融业平稳度过转型期。

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创新驱动战略,也是我国巩固经济实体的根基。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首先要加强中国数字建设整体布局。推进5G规模化的应用,实现数字化的转型来加快发展,互联网工业提升软硬技术的创新和供给能力,在数据的分析,附能以及服务上加大力度。在经济结构和区域布局上,要继续优化在高新技术,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要加强产业链的韧性提升。因为我国工业互联网络体系相对落后,高质量的外网建设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覆盖。5G+工业互联网正在不断地发挥其赋能的作用,在我国十大重点行业中,已经开始了优先布局,形成远程的操控、机器视觉质检等多个应用场景。

其次,我们在数实融合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应对数字经济的适配性发展这一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要加强技术应用和不同行业之间的适配性,通过数字工具来将各个行业打通,在多个局部领域进一步建设,引导数字科技企业面向一些核心的重点领域研发,强化数字经济对于各个行业的实用性和适用性,增强数字化经济为技术提供供给,发挥技术标准的统领作用。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在信息技术领域需要迫切的深化产教融合。在产教方面,只有加强顶层设计,优化相关的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的体系,建立校企协同育人合作机制, 面向信息化的科技前沿,如人工智能,新材料等,跨学科进行建设,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才能够助力基础高级化的产业现代链。信息技术与金融行业牢牢捆绑已经成为了大势所向,两者的结合标准以及结合的时机是需要我们不断推动的。

我国发展金融市场的步骤

我国发展金融市场的步骤是资本市场先行且优先发展股票市场。

人们通常说的金融市场意指城市金融市场,它由国家组织和管理。

金融市场象商品市场一样,是一个组织体系,以便利金融资源的储蓄者和投资者进行交易,这样的交易大多数是通过那些通常被称作为金融媒介的机构来进行。

金融市场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互相接触和各种不同金融工具或证券易手的场所。以证券的偿还为标准,金融市场的对象可分为资金市场和货币市场。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陈文辉:金融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几点思考

作者 陈文辉「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文章 《中国金融》2020年第22期

从数字产业化到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将重塑传统产业

历次 科技 革命,新技术都要经历从创新发明到大规模应用两个阶段,数字经济也不例外。数字经济上半场,信息传输、存储、计算、分析等基础领域不断取得技术突破,并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特定领域得以应用和推广,数字产业化得以快速发展,在电子信息制造、通信、软件服务等行业出现一批具有领先优势和规模效应的企业。随着新技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成本越来越低,数字经济在传统产业的渗透率将快速提升,下半场的主旋律将从数字产业化切换到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不仅仅是对原有经济体系的补充和融合,更是对传统经济的变革和重塑。

目前,我国产业数字化仍处于起步阶段,按占GDP比值计算,我国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三产业数字化程度显著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互联网作为连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媒介,率先赋能传统服务业,培育出新零售、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医疗信息化等新业态,并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阿里巴巴、腾讯等头部互联网企业不断拓展业务边界,构建生态体系,利用其积累的海量数据和技术优势,正在逐步向金融服务全面渗透,在提升效率、促进普惠的同时,也不断冲击和改变着传统金融业态。

金融产业数字化具有良好的基础,但转型才刚刚开始

金融服务的本质是利用信息对风险进行定价并促成交易,与互联网类似,都是基于信息的“生意”。金融业开展信息化建设的时间与互联网兴起几乎同步,大型金融机构如今每年都有数亿美元的IT投资,建立了先进的信息系统,并积累了海量的数据。以商业银行为例,2018年我国单家股份制银行内部积累的数据体量就达到了100TB以上。金融产业是我国信息基础设施最完善、数据资源最丰富的行业之一,拥有开展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应用的基础资源,最容易推动数字化转型。

但从发展进程来看,金融产业数字化才刚刚开始。传统金融业信息化建设的目标是利用信息技术优化现有业务,实现降本增效。而新金融企业则是运用新 科技 重塑金融业务逻辑,这才是金融产业数字化的核心。目前,传统金融企业的转型仅仅是信息化建设的延续,是局部的优化,而不是彻底的重构。由互联网派生的新金融正在与传统金融交汇,传统金融拥有良好的基础,新金融已趟出一条新路,二者通力合作必能形成金融产业数字化大发展的新局面。

从势不可挡的造车新势力看传统金融机构转型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 汽车 迅猛发展,涌现出一批造车新势力。传统车企亦在积极推动电动化转型,但仍难以阻挡造车新势力的崛起。特斯拉市值超过几大传统车企的总和,蔚来、理想、小鹏 汽车 都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并获得远超传统车企的估值水平。 汽车 和金融作为工业 社会 最有影响力的两大行业,都面临着转型发展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中找出一些共性规律,供金融产业数字化转型参考。

一是无论 历史 多么悠久、体量多么巨大的行业,都有被完全颠覆的可能。一百年前,福特发明了全球第一条 汽车 生产线,开创了现代工业的生产范式, 汽车 行业也被誉为工业体系的明珠。目前,全球营收前十的公司,除沃尔玛外,其余九家都是传统 汽车 和能源企业,一年的总营收超2万亿美元。传统车企深耕行业百年,如今每年仍有万亿美元的营收,但以特斯拉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仅仅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市值上全面超越传统车企。这一现象也会在新金融和传统金融之间重现。

二是核心业务逻辑的改变是新势力得以挑战传统企业的根本原因。品牌 汽车 厂商经过多年工艺积累,在发动机等核心技术方面建立起很高的技术壁垒。但对于新能源 汽车 而言,电动机取代发动机,传统厂商丧失了“护城河”,与造车新势力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更重要的是,新能源 汽车 一改传统 汽车 作为交通工具的定位,在电动化的基础上推进数字化,以海量数据为驱动,不断提升 汽车 的设计、制造水平,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定制需求;利用机器学习,不断完善算法和模型,逐步实现包括自动驾驶在内的高级智能,将 汽车 打造成出行中的人工智能助手。因此,传统车企的电动化转型只是用电动机和电池替代了发动机和汽油,并没有改变 汽车 的定位。作为既得利益者,颠覆现状就是革自己的命,对此传统车企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因此,这种转型只能局限于个别部门,很难在全公司推行。反观造车新势力,创业者多来自互联网行业,坚持互联网思维,不受既得利益束缚,建立起符合智能 汽车 制造的组织架构。回到金融行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主要生产要素,将替代资本成为金融业核心资产。传统金融的业务逻辑是“客户找钱”,资本是稀缺的,金融机构占据优势地位,风控核心是防范,客户只有提供满足金融机构要求的增信措施,才能获得金融服务。而新金融的业务逻辑是“钱找客户”,风险控制更强调信任,只有在海量数据基础上,运用 科技 深度分析,才能以极低的成本精准找到最需要钱且在未来有能力还钱的客户。新金融企业脱胎于互联网,利用互联网生态产生的海量数据,不断优化升级风控模型,如今已在面向消费者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领域独占鳌头。未来三至五年是产业互联网大发展时期,新金融必将顺势进入工业领域,对传统金融产生巨大的冲击。这一过程可能比 汽车 行业电动化变革更加迅速猛烈。

当然,两者也有一定区别。金融业务是强监管行业,新金融企业开展相关业务都需要监管部门同意,金融产业数字化转型未必像 汽车 行业一样发生颠覆式变化,更有可能选择新老合作的渐进式路径。

金融产业数字化的几点思考

首先,金融产业数字化转型必须从整体上规划。金融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仅银行业资产规模已超过300万亿元,是我国GDP的3倍。若金融行业发生系统性风险,对国民经济和 社会 稳定都将产生严重后果。面对新金融的迅速发展,监管部门应统筹考虑风险和新金融发展需要,制订整体规划,必须兼顾新金融企业和传统金融机构,鼓励双方各取所长,紧密合作,稳步推动金融业转型发展。

其次,在对新金融企业的监管上应坚持包容审慎的态度。一方面,中国数字经济取得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互联网发展初期,政府采取了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客观上降低了企业收集数据的成本,加快了平台企业形成,促进了新金融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和成熟,因而诞生了像蚂蚁、微众等一批具备竞争力的新金融平台企业。另一方面,金融风险具有传染性,政府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金融创新需持审慎态度,对于类似P2P的风险要在早期识别并快速响应,防止局部风险事件演化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再次,传统金融转型需要加大力度。要认清新金融和传统金融的本质区别,思维要积极转变,结合自身优势开拓新业务,从被动的“效仿者”转变为主动的“创新者”。当然,考虑到目前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体量过大,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角度,实现全面转型存在一定难度,因而可以考虑分拆出专门的机构部门,开展新金融业务,以“另起炉灶”的方式实现机构内部的自我“革新”,在制度和执行上有利于打破传统惯例限制,在风险上独立于传统主体也有利于“风险隔离”。取得显著效果后逐步将传统业务装入新的实体,从而实现传统金融机构的稳步转型。

最后,我想谈谈金融监管如何看待创新与风险的平衡问题。一项创新业务出现,有可能优化现有业务,但也有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监管者从稳健角度出发,对创新业务必然更为谨慎。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数字经济时代正在来临,传统金融业务越来越难以满足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脱离实体经济才是真正的风险。因此,监管部门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容忍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特别是在金融产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创新。正是监管的包容,今天我国才会产生一批世界领先的新金融企业。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创新在产生风险的同时,也会产生更大的收益。监管部门应平衡好创新与风险,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包容创新、鼓励创新,更好更快地推动我国金融产业完成数字化转型。

中国金融改革有哪些突破性创新?

浅谈中国金融市场由于创新过度,而造成“脱实入虚”

我认为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个例子来看,金融市场过度创新是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造成的偏离实体经济最具有论证的经验教训。从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的角度,应重视以下问题: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自身的缺陷;二是要摆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三是要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四是外汇储备多元化和人民币结算逐步走向国际化。

  中国金融业发展或许已经过度——中国社科院

长期以来,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认识深入人心。但是,随着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当金融体系脱离抑制进入深化甚至变得过于发展之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究竟如何呢?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被普遍认为是金融过度发展的结果。以此为转折点,对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质疑和批判之声变得响亮起来。比如克鲁格曼就认为“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弊大于利”,“金融吸纳了整个社会太多的财富与人才”,不少实证研究结论也转而支持这一判断。对此,我觉得,无论是美国名目繁多的衍生产品,还是中国日益“创新”的影子银行体系,都意味着金融发展或许已经过度了。

近几年来,中国金融业快速增长,工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快速下滑,表现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我认为,这种现象反映出金融运行效率的低下,威胁着金融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预示着风险爆发的可能性正在提高,也暗示着金融市场存在创新过度偏离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的方向。要从根源上防范这一风险,需要强化金融竞争,完善宏观调控,控制资产价格泡沫,改革金融监管体系,让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最后我想借此文章引申出自己的几点建议:

1. 稳步推进金融去杠杆,并与实体经济的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相结合,才能有效消除金融市场创新过度的风险。

2.要向政府谏言改进和完善宏观调控协调。推进金融领域的监管、改革与开放。

3.增加金融机构与产品供给,通过强化竞争来降低金融业的利润率

4.遏制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严密防控资产价格泡沫,扭转持有资产比投资实业更赚钱的局面;进一步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让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关于中国金融促进转型发展和加快推进金融转型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