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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黄:经济增长更大的问题是能否长期保持创新，以及经济持续增长的好处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历了一轮史诗般的经济高增长，为什么经济会增长？经济增长能够一直持续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全球各国的历史经验来找寻一些线索和答案。
事实上，经济数量型的增长是显而易见的。人口短时间内的快速增长及迁移、货币的大规模扩张，都可以促使经济快速增长。人口红利的增长周期更长，人口大量迁移带来的城市化及经济增长更为剧烈，货币增长对房地产及金融领域的短期刺激明显。
人口及资本的数量型增长，容易给予人错觉：经济可以一直保持高增长。
以过去高增长的速度丈量未来经济增长的高度，这并不符合全球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及规律。
持续高增长的国家，尤其是数量型增长的国家，都要做好进入低增长的准备。
数量型增长为何不能持续？为什么低增长是不可避免的？
马尔萨斯是最早发现数量型增长存在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父亲老马，坚持古典人口观，即人口规模越大越好，有利于经济增长。
长期以来，马尔萨斯与老马争论不休。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呈指数级增长，土地及粮食则是几何级增长。长期如此，人地矛盾必然爆发，人类将陷入饥荒、瘟疫及战乱之中。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
历史上，尤其是农耕时代，人类反复掉入“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影响深远，信徒众多。休谟、小穆勒都认同马氏主张，李嘉图虽表示怀疑，但无以反驳。
今天，我们知道，近代工业社会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马氏预言落空。
但是，与休谟、斯密、李嘉图的“古典范式”相比，马尔萨斯实际上更加深入地思考经济为什么会增长这一难题。他非常敏锐地洞悉到了数量型增长的本质问题：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加到一定规模，土地的边际产出会持续下降，即人均产值逐渐减低。
举个例子，在耕种水平保持不变的前提下，100亩地，持续增加耕种农民的数量，粮食产出会增加；但农民增加到一定规模时，产出则会下降。比如，100亩地，从1万个农民增加100万农民耕种，粮食总产出几乎不会增加，但边际收入和人均产值却不断下降。
马尔萨斯认为，粮食、农业、工业增长呈现边际递减规律。事实上，在技术水平恒定前提下，劳动力、资本不断投入到一定量的土地、工厂之中，人均经济产值则长期持续下降。
所以，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告诉我们，数量型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不提高技术水平，光靠大量投入人口、劳动力、货币的国家，必然会遭遇增长递减的悲剧。
现实经济中，劳动力堆积和货币堆积的结果往往是产能过剩、效率低下、资金空转及资本泡沫。
比如制造业，数量型增长的产业结构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如服装、电子零配件等。这些领域的市场既定，若技术不革新，持续大量投入劳动力必然导致整个市场饱和，生产效率持续下降。
比如基建、房地产及金融市场，若技术水平不变，大量的资金投入，投资收益率会持续下降，基建投资拉动的效率下降，房地产库存高企，金融市场泡沫膨胀，资金难以流入制造业实体。
货币扩张带来的投资报酬递减，是最近十年全球房地产及金融资产泡沫化的根源。
但是，马尔萨斯与斯密一样，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人口并未指数级增长。
斯密认为，人口数量会随着工资的增长而增加。可是，历史数据显示，工资持续增加，但人口增长率却持续下降。西方国家、中国都符合这一定律。马尔萨斯预言的人口指数级增长并不符合近代历史事实。
理论上，工资上涨，劳动力供给会增加，但为什么人口增长率却减少？难道违背价格及供给规律？
其实这一定律并未违背市场规律。事实上，在劳动市场中，供给并不是人口规模，而是创造力，既包括劳动力数量，还包括智力。
所以，人口规模、劳动力数量都不能完全代表劳动市场的供给。工资上涨，劳动人口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但创造力会增加，如一个工程师代替过去100个工人的产出。
二是忽略了技术及知识创新。
与斯密一样，马尔萨斯也没有关注到身边正在爆发的工业革命。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确实反复地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主要原因是技术长期停滞，经济增长率极低。技术长期停滞状态，正好符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假设条件。
所以，在工业革命之前，边际收益是长期递减的，人口规模持续增加，边际收益及人均产值会越来越低。当人均收入到达一定的阈值时，就会爆发饥荒和战争。
但是，工业革命改变了技术不变这一条件，技术水平推动了经济报酬递增，促进了粮食及工业品大规模增加，人类解决了饥荒、温饱问题，社会福利大幅度增加。
具体到农业及粮食上，育种技术革新、大规模机械耕种、农药化肥使用、耕种技术进步以及农产品深度加工，极大地促进了粮食增产。
马尔萨斯之后，小穆勒（斯图亚特·穆勒）是古典主义最后一位集大成者。他的伟大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撰写于1845-1848年期间，当时工业革命成果已显著而非凡。这本书出版后第三年，即1851年，维多利亚女王举办了万国工业博览会，英国及世界各国的工业成就在水晶宫里闪耀世人。
因此，穆勒自然不可能无视技术革命。
在《原理》一书中，小穆勒将工业制成品成本及价格下降归因于“过去七八十年的机器发明”。小穆勒认为，“对抗农业劳动报酬递减规律作用”在于发明与创新，包括改进劳动力所受的教育，改良税收和土地使用权制度，以及对“富裕的有闲阶级”进行“更加可靠的指导”。这是马尔萨斯没有认识到的。
小穆勒并未假定技术不变，他还就人口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生产技术”三个变量，区分为五种情况。如生产技术进步，人口增长率和资本增长率保持不变的情况。
但是，小穆勒敏锐的发现，却得出李嘉图式的结论。小穆勒，从小受到其父亲老穆勒（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与李嘉图是好友）的严格训练，大量地继承了斯密、李嘉图及马尔萨斯的思想。
与李嘉图一样，小穆勒认为，技术进步的结果是，地主阶级收入增加，劳动收入基本不变。小穆勒更愿意接受经济增长来源于人口及资本的增加，而不是技术进步。
如此，小穆勒与技术增长理论擦肩而过，经济学从此与技术渐行渐远。熊彼特评价穆勒没有真正把握身边真正发生的、多方面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革命。
穆勒之后，即19世纪下半叶，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边际三杰”发起了边际革命，边际递减规律大行其道，经济增长理论逐渐边缘化。边际主义假设技术水平不变，极度推崇均衡范式，否定规模递增的经济增长逻辑。
从1870年到二战结束，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长期停滞，直到1947年，罗伊·F·哈罗德爵士和埃弗西·多马，这两位英国经济学家的出现。他们聚焦于资本和劳动来解释经济增长，构建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决定全社会投资水平的储蓄率和反映生产效率的资本-产出比。
二战后，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日德展现强劲的复苏力量，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并非脆弱不堪，其内在可能隐藏着某些稳定的增长要素。不过，哈罗德-多马模型结论与凯恩斯理论类似，认为“经济增长是不稳定的”。
多马之后，新古典主义崛起，增长理论百花齐放，其中最著名的是索洛模型。
索洛对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发现，在劳动、资本之外，还发现了“索洛残余”，即技术之于经济增长的价值。1957年，索洛认为，87.5%的经济增长，都与技术有关。
技术进步率，通常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主要指扣除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作用之外的增加值，即小穆勒假设的资本、劳动增长率不变情形，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值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显示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纯技术进步一般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
技术及知识要素，我们称之为“技术红利”。
索洛将技术之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到前所有未的高度，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但是，与索洛类似，多数经济学家都将技术界定为外生变量或者是稳定的内在变量。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如果将技术纳入生产函数中，这一不确定性的要素打破了古典主义长期坚持的均衡范式，容易促使结论倒向类似多马的不稳定性的结论。
1960年代之后，核能、生物技术、新材料、航天及信息技术革命开始，技术对经济的冲击已显而易见。经济学家们开始不满足于技术是外生变量的解释。经济学家阿罗提出“边干边学”理论，强调技术的累积性。经济学家舒尔茨开创了人力资本理论，强调内在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到了1980年代，保罗·罗默在阿罗的基础上论证了技术的内生性，开创了内生增长理论；小罗伯特·卢卡斯在舒尔茨的基础上，提出了卢卡斯模型，也就是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
卢卡斯和罗默，从劳动力和资本中内生出科技、知识与人力资本，从而解释了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以及延续性。至此，经济学家彻底搞清楚了经济增长之根源——技术及知识增长。
技术及知识增长，是一种效率型增长或质量型增长，有别于劳动力、资本、土地的数量型增长。
工业革命，本质上是技术及知识革命，具体包括交通能源及各类工业技术创新，以及基础科学、系统性知识、法律体系、金融制度、经济政策以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比如专利保护法、股票制度、央行制度、有限责任公司制、现代经济学以及爱因斯坦相对论都属于工业革命中知识变革的重要组成分。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人类经济增长史上一次伟大的风格切换：从数量型增长向效率型增长转变。
虽然从工业革命至今，数量型增长依然重要，但是效率型增长的重要性不断地增加。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明白，人类进步的任何问题，最终都要诉诸于技术及知识创新。
一般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瓦特改良的蒸汽机。但从产业革命的角度来看，工业革命英国属于阿克莱特爵士的水力纺纱厂。阿克莱特爵士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从一个剃头匠，演变成为“近代工厂之父”，是近代工业经济的重要发起人。
1769年阿克莱特获得水力纺纱机专利权。两年后，他与人合伙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创办第一个机器纺纱厂，雇佣工人达5000多名。
阿克莱特不仅带来纺织技术的变革，还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工序和制度。他将从梳棉到纺纱的全部纺织工序都用机器操作，并实行系统性的管理方式。
保罗·曼多在1961年出版的《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一书中指出，阿克莱特是一个有着高超管理技术的企业家。他“体现出了一个新型的大制造业者，既不是一个工程师，又不只是一个商人，而是把两者的主要特点加在一起，即有他自己特有的风格：一个大企业的创造者、生产的组织者和人群的领导者的风格。”
阿克赖特爵士的工厂体系，不但规模庞大，而且还成为现代工厂及工业制度的标杆。他被称为“现代工厂体制的创立人”。
但是，人类经济的增长，除了技术与知识革新，还包括人口、战争、资本以及其它不确定性影响。
从近代来看，人类经济演进，是指数型增长与效率型增长的叠加。经济增长及衰退，往往是技术、人口、资本红利及红利衰竭相互作用的过程。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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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首先涉及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及其类型特征。以《现代经济辞典》给出的定义为代表：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这一定义言简意赅。然而从实际观察出发，这个定义过于狭窄。其实，凡是有助于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均可以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由此观察，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增长方式组合类型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从理论上说，有多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组合类型，例如：按要素投入划分，分别有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增长主体功能作用划分，分别有政府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市场供求内外部因素划分，有以内需驱动型和外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需求要素划分，有投资拉动型，消费推动型、出口带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与质量关系角度看，有外延粗放型和内涵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在经济理论范畴中，经济增长一般是指经济活动单纯的数量增加，经济发展一般是指经济总量增加与经济结构优化同时出现。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含义。但是也要看到，第一，经济增长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或核心，离开经济数量增加而谈经济结构优化是不可能的；第二，上述对各种经济增长类型的划分其实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表现，在不严格限制的场合，两者概念是可以互换的。
一般理解为，所谓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变就是促使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向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转化，用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替代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如果做两个极端的归类，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指的是一组增长（发展）方式集合：资本、劳动密集型的；政府驱动型的；外需拉动型的；投资驱动型的；出口带动型；外延粗放型的。而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指的是另一组方式集合：技术密集型的；市场导向型的：内需驱动型的；消费驱动型的；内涵集约型的。历史地看，上述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发展）增长方式只是一种相对划分。而且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发展）方式有着不同的形成条件，相互之间并非孤立、对立，往往存在着交叉重叠、主辅互补的关系，相应产生不同的增长（发展）结果。这种实例举不胜举，不用多说。
在认识经济增长方式时有三点是容易被人忽略的：第一，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存在，本身并无价值好坏判断。它具有在综合条件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特征。当一种增长方式的综合条件没有被新的条件打破、替代时，想要在主观上让这种增长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以此就能够理解：何以早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了要转变方式但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它除了受到制度条件约束之外（相对而言，制度条件是比较容易转变的），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机制条件、技术条件、资源条件的强制约束（这些条件转变难度超过制度条件）。第二，评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成功与否，关键不在于它的过程和使用的手段，而在于它的实施结果或目的性。如果只做纯学理的评价，人们会说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多的是最好的增长方式。但是这种抽象了现实和历史条件的评价实际上说等于没说。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时就曾经有这样的思想：资本家对待一种新的技术发明在生产上使用的态度，首先要看这种技术能否使得资本增值，或者说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如若新技术不能带来更多的价值增值，资本家就宁愿继续采用旧技术而置新技术于不顾。经济增长方式采用哪种组合类型，除了取决于增长方式存在的条件性外，其实也取决于增长方式存在的目的性。第三，对经济增长方式目的性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可以把满足人民消费需要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目的。但这里考察地是在同样满足人民消费需要的基础上，如何使得经济增长方式保持一种合理的表现状态。因而可以达成一点共识是：无论哪种组合方式类型，都须使得经济增长在给定条件下到达一种理想或近似理想的增长状态。
以上概念的讨论就进一步演化为有关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与增长（发展）状态之间关系的讨论。进一步说，任何一种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理想或近似理想的状态？经过实际经验观察可知，一种经济（发展）增长方式能够实现它在给定的现实条件下的理想或近似理想状态的。换句话说，这种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状态是存在的，这就是所谓无通胀增长状态（growth without inflation），或者接近这种理想状态的低通胀高增长状态（much more growth with much less inflation）。
无通胀增长被经济增长理论视作一种理想型的增长状态。这一定义出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他认为：“把创造货币的增长率建立在能够促进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足够高的水平上。经过计算，这个增长率为1%，它带有轻微的通货膨胀倾向，并且具有灵活可变的优势而没有任何值得引起重视的缺点。”笔者完全同意这个定义，并进一步强调：无通胀增长首先是低通胀或无通胀，在此前提下出现一种高增长现象。那种高增长与高通胀相伴、低增长与低通胀相伴当然不属于理想状态。此外，这也不是通货紧缩的高增长，因为通货膨胀指数为负值才出现所谓通货紧缩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实效及其比较
纵观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实际状态，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几个显著不同的时期，其增长状态依次过渡为：中度通胀增长→高度通胀增长→低度通胀增长→高度通胀增长→低度通胀增长→无通胀增长。
最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以前，中国经济增长状态是起伏不定的，处于通胀与增长形影不离的伴生状态，在相当时期内通胀指数大大高于增长指数。但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无通胀增长的黄金时代。而且就2007年实效情况看，这个黄金时代还似乎没有结束。
进而可以看到，1998年到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年均高达9.1%，而代表通货膨胀指数的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只增长了0.7%。笔者曾经在另一篇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论文中，在分析了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基础上，利用增长趋势方程得出结论：1978-2002年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为年均8.9%。这里出现了实际增长率比潜在增长率多出0.2个百分点的不合理差距。解释这一不合理差距可能有两个不同方向的理由：其一，笔者的计算分析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其二，统计数据出现了低估情况。笔者倾向于第二种理由解释。因为经过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对以前的数据进行了重新调整，新的实际增长率普遍都比旧的数据略微高一些。而笔者以前的计算正是建立在旧的数据基础上的。无论如何，从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到达了它的潜在增长水平临界点，而代表通货膨胀指数的CPI只有近1%的增长，这是完全符合莫里斯·阿莱所说的那种无通胀增长状态的。追求无通胀增长，正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和目标。
无独有偶，通过对同处于亚洲亚文化经济增长类型的国别（日本、韩国，还有台湾地区）分析比较后发现，近似理想增长状态的出现并非个案。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往往是一种经济增长成功的标志物或伴生物。笔者以日本和韩国为例给以简要说明。
1、这两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后期，都出现过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增长的增长状态。日本是在1982-1990年间，平均增长率为4.2%，通胀率平均为1.7%，接近无通胀增长型。韩国是在1983-1989年间，增长率平均为9.1%，通胀率平均为3.8%，属于低通胀高增长型。应当说，日韩两国均在当时给定的现实条件下实现了它们自身经济增长方式所能到达的最好水平。
2、这两个国家在持续了6-8年的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阶段之后，被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所终止。日本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股市及房市“泡沫”的破灭，经济持续走向了衰退。韩国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增长不稳定，最后被亚洲金融危机拖入低谷。
日韩两个东北亚经济增长典型案例对中国的启示是：第一，经济增长理想状态（或近似理想状态）的出现是以一段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段为标志的。这个标志就是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同时也是经济奇迹的伴生物。但是好景总是不长。到2008年结束的时候，中国无通胀增长黄金时段或许也面临着终结的局面。第二，黄金时段早晚会结束，但这种黄金时段能够持续多久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有效性的最好证明。众所周知，日韩经济进入衰退或危机之后，日韩式的增长方式就受到了挑战和批判。日韩从此也进入了新一轮的结构调整时期。中国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但是新的增长方式并没有完全出现，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却创造了持续十年的无通胀增长状态。换言之，传统的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依然有着它特有的能量和效应，这种增长（发展）方式在过去十多年中到达了其较为理想的状态。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增长（发展）方式的潜力是否完全耗竭完毕？如果不是，那末这种增长（发展方式还能有效地持续多久？如果是，那末用什么新方式来尽快代替它？
增长中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与能耗过高问题
目前对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批评最多的是两个问题：第一，它产生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第二，它导致对地球稀缺资源的消耗过大。为着证明这两个问题的存在，许多文献举出了反映收入差距的各种指数或系数（如基尼系数等）的上升，以及中国产出及消耗占世界主要资源的比重越来越高等数据。笔者原则上也认可所列数据，但是需要强调：这些数据以及相应的说法并不足以完全否定目前增长方式的有效性，而且这两个问题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各有不同的意义。以下分别展开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
1、关于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首先，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具有相对的历史合理性。众所周知，1978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这种收入分配制度在实践上中导致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导致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等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后果。1978年以后的改革正是要纠正这种不合理现象。纠正的结果自然是刺激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由此，增长原点上的差距小本来就不合理，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合理性”。而在30年当中收入差距的扩大，某种意义上是对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收入差距合理性的回归。只是困难在于笔者无法计算出目前实际差距中哪一部分是属于合理的，哪一部分又属于不合理的。因此，仅仅以某个系数或指数的历史比较，是无法说清楚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合理与否的。借用一种市场经济理论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差距同样也存在着一个“自然率”。高于或低于这个自然率应当属于不合理。但是问题是现在人们清楚地知道这个自然率吗？如果不知道，何以认定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了呢？
其次，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会带来收入差距过大。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继续是传统的、旧的方式的说法其实是不够准确的。中国目前经济结构的多样性表现之一就是传统与现代、新旧增长方式并存，只不过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目前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可是现代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对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比如IT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属于信息经济的主要产业，这些行业目前都是属于社会中高薪收入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在中国呈加速增长态势，由此造成的传统行业与新型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加速扩大。即使在90年代之后的美国，新经济或新的增长方式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经济或旧的增长方式退居次要地位，但一方面它导致个人收入不均趋势缓和，另一方面它又导致家庭收入不均的趋势继续扩大。看来，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于化解收入分配差距并不一定起着积极的作用。
再次，自中国经济转型以来，政策导向上推行了一条有意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路线。这条路线目的是想解决增长起点上的平均主义分配问题，并不想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到过份的程度。但是实际进程的掌控并不完全取决于政策制订者的个人良好意愿。实践中，一方面是刺激收入分配差距拉开的政策不断推出，另一方面是缺乏促使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新政策出台。一多一少，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可以说，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大，不能完全由经济增长方式或传统的增长方式来承担责任。
2、关于能耗过大问题。
数据已经清楚地表明，30年来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的急速降低。进一步说，到1998-2006年出现无通胀增长状态时候，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量已经下降到产出一万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消耗1.35吨标准煤。这与20年前要消耗10.623吨标准煤相比，进步是十分显著的。不要忘记，这个显著的进步是在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下取得的。
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取得了如此显著的能耗进步，并不能说它没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很多文献中加以说明，比如环境污染加剧，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10个里面就有4-5个是中国城市，等等。而且，从横向上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显著差距。比如，以吨钢可比能耗数据相比，2003年中国重点企业生产一吨钢的标准煤消耗为726千克，这分别差不多是日本在1980年、美国、英国、法国在1985年的水平。中国比发达国家落后了20年左右。从纵向上比较，尽管30年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在持续降低的，但是降低的速度却在逐步递减。到无通胀增长时期，能耗下降的速度年平均只有4.31%，与过去时期下降速度年平均8-18%相比，明显放缓。甚至出现了能耗下降速度的正U曲线。以上情况表明，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降低能耗的能力正在走向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有一种增长方式的转变，以此来阻止能耗下降正U曲线的延续。
目前的增长方式能够维持多久？
早在1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等就认为，东亚投入驱动型的增长（input-driven growth）有损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从长期看将会导致经济增长的缓慢并最终导致崩溃。1997年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似乎也验证了克鲁格曼等人的这一看法。在总结这场危机时，他进一步强调东亚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流汗方式（资本积累）获得的，而非通过灵感方式（技术进步）获得的。这种方式使得经济增长率很高，但是资源利用效率却不高。应当承认，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方式也是目前我国居主导地位的增长方式。因此，克鲁格曼们的这种预言是否也会在中国身上应验？换言之，目前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还能够维持多久？
观察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增长实效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迟早是要结束的。这个结束的日子在于经济增长曲线与通货膨胀曲线出现一个交点：原本两条曲线相离相平行变动，但是终究两条曲线要相交，由此宣告低通胀高增长或无通胀增长时代的结束。从目前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曲线与通货膨胀曲线还处于相离状态，其平行相差度保持在7-8个百分点。所以，在可以预计的若干年中，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还可以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但是，正如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这种增长方式的能耗降低能力正在衰减，如果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早晚会出现日韩所遇到的增长黄金时代的终结。为此，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努力保持和延长这个黄金时段。
如何保持无通胀增长的黄金时段并使得其尽可能的延长？回答这个大问题应当说大大超出了本文所能容纳的篇幅。这里只想指出几点设想：
第一，在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潜力尚未完全耗尽之前，应当积极培育现代的、新的增长方式。通过用新的增长方式置换旧的增长方式，来继续保持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的局面。作为一种增长方式转变的预期结果，应当是在增长诸种要素中，技术进步贡献率超过劳动贡献率与资本贡献率之和。目前中国技术进步贡献率只有不足40%，因此需要耐心与恒心，也需要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任重道远。可以预言的是，在通往技术进步贡献率超过50%的道路过程中，能够继续保持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的状态，对中国乃至全世界说来都将是最大的福音。
第二，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技术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等组合创新应当是首位的，重中之重。技术是直接构成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在驱动力的创新。就技术与制度的关系而言，存在着含混的解说，比如认为制度高于、重于技术，以至于人们不再关注技术的持续创新，而把主要热情集中在制度创新上。其实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是基础性的、原动力的，而制度作为上层建筑，是产生于生产力的需要并积极维护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制度当然不可能高于或重于技术，但是制度可以积极推动或消极对抗技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从目前看，技术创新是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需要明确追求技术创新。
第三，建立起能够保护和促进技术发明和创新的有效机制。我国技术创新不足，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但是与缺乏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技术利用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尽管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发明奖励、国家专利申请等法律制度都已经建立，但是对实际使用及对侵犯知识产权、技术专利的行为依然缺乏制度上和行动上的有效约束。许多地方还存有漏洞。比如，对于知识创造和技术发明源头的学术论文侵权、剽窃等行为，只有学术道德的约束而无法律上的明确惩罚。有种观点认为，“一个人如果偷钱，大家都恨他，小偷抬不起头，社会就会平安稳定。可是如果这个小偷偷窃的是别人的学术成果，如果大家还都恨不起来，那么学术就没有希望了。这就如同有人为了发财去抢银行，如果学术界都去抢银行，社会就会乱了，学术界也会失去公信力。”这种状况必然制约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学术领域的制度建设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6期)
经济发展方式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的表述，首次见诸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并被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
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和理念，经历了一个从“增长”到“发展”的转变过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十七大将党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明确提出，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对21世纪中国发展的理念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
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实际福利的增长过程，不仅指社会财富的量的增多，还包括社会财富的质的提升，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等。可见，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进程和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的过程。
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包括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以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突出经济领域中“数量”的变化，更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其鲜明特征在于：顾及可持续性，顾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顾及就业、消费、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需要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的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发展的理念升华。实现这一理念，需要进一步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转变政府职能和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尽快建立起与这种新的经济发展理念相匹配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其中特别要处理好干部定量考核与发展导向之间的关系。为此，至少要做好四方面的转变：一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物质指标，转向注重考核以人为本指标；二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经济数量指标，转向注重考核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指标；三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经济发展速度指标，转向注重考核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指标；
创新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开发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新特性；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三是开辟一个新市场；四是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供应来源；五是实现工业的一种新组合。
创新发展是我国发展的形势所迫。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要追求的新目标是大而强、大而壮。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靠什么来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创新是应对问题的“良方”，更是推动发展的“引擎”。只有坚持创新发展，才能推动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依赖规模扩张转向提高质量效益，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提供坚实支撑和强劲动力。
创新发展是民族复兴的国运所系。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当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800美元，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紧要时期。从国际经验看，完成这个跨越并不容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只有少数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现代化。这些成功国家的一条重要经验，正是紧紧依靠科技创新打造竞争新优势。未来五年，只有真正用好科技创新这根有力杠杆，支撑中国经济创造更长的增长周期，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问题一：运用经济生活的有关知识，创新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何重大意义 ①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规范市场秩序，培育有利于城市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②科学的宏观调控，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完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优化创新环境；通过财政政策，加大对创新的投入。③国家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④企业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创新投入，成为城市创新的主体。
问题二：自主创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详细点的 5分 1、有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使经济发展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
2、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3、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4、提高国际竞争实力，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
5、转变国外对中国的看法，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6、更好的实施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 的政策，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问题三：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我国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增强发展的长期动力具有战略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源于发挥了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进入发展新阶段，我国在国际上的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与低成本优势相比，技术创新具有不易模仿、附加值高等突出特点，由此建立的创新优势持续时间长、竞争力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换，可以为我国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我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现实意义。科技创新具有乘数效应，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提高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可以全面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降低资源能源消耗、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长远意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产业技术创新，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既可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改变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发展模式，又可以提升产业竞争力。
问题四：创新对我国发展的战略意义 6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必须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 积极地肩负起责任, 自觉地调整行为, 力求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 通过相互依赖、互惠互补, 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最终达到既改造自然, 又不破坏自然;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目标, 以全面长远地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 逐步提高生活质量, 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如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推进3个转变。
6.1 发展观的转变
长期以来, 人们都把GDP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指标, 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 以GDP增长评价各国发展状况被普遍认同。在这种背景下, 相当多的人把GDP增长本身当作发展的目的和目标, 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在GDP快速增长掩盖下的某些缺陷, 如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合理, 城乡、工农、东西部之间发展差距拉大, 收入分配不公等。而且为了追求GDP的快速增长, 掠夺性开采资源、污染再大的项目也要大干快上, 导致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明确阐明了生产、生活、生态之间的关系和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目的, 就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包括满足人的生理、心理、文化、交往等的需要。我们不能为了满足物质方面的需要而损害其他方面的需要, 不能为了GDP的增长而损害环境和健康, 削弱社会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6.2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 一般以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为主要增长方式, 以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为主要驱动力。我国目前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三次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以及企业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快的状况, 应该说与此有关。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 从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两高两低”的传统增长方式转变到与之相反的“两低两高”的增长方式, 就要在发展的动力和手段上做好文章。
6.3 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
进入新世纪,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人类与自然之间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 而是和谐相处。面对未来发展的重重压力, 把“生态良好”纳入文明发展道路之中, 既体现了当代人的切身利益, 又关乎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 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
十六大报告要求, “树立全民环保意识, 搞好生态保护和建没”。在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的同时, 我们必须保护环境, 包括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地球生态的完整性,保证以持续利用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 使发展保持在承载能力之内, 建设一个生态良好的小康社会。
7 实例
深圳作为新兴城市, 在过去20年中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在今后的发展中, 深圳如何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快速发展, 决策者们意识到: 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 坚定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很少有人知道, 如今遐迩闻名的“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欢乐谷”等旅游景点曾经是深圳机场的最佳选址。在国家环保局的支持下, 深圳有关部门毅然“忍痛割爱”, 放弃了这个相对投资省、施工易的预选方案, 确定了远离市区, 有很大可持续发展空间的黄田。而黄田机场, 也因为拥有广阔的可持续发展空间而被国家定为4个重点建设的国际货运中转机场。80年代中, 当深圳的外资项目大多是“满天星斗”时, “......
问题五：从经济生活角度,说明推动大众创新创业对大造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①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③激发劳动者创造活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④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均可 ）
问题六：浅谈创新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论文2000字 摘要：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灵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分析了什么是创新，中国自主创新之路应该怎样走以及在“十二五”时期如何更好地发挥好创新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创新；经济发展方式；自主知识产权；新型工业化道路
经济创新指的是新产品的开发、新市场的开拓、新生产要素的发现、新生产方式的引进和新企业组织形式的实施。创新词义解释为创新行为、发明行为或者创造某种新事物的行为，因此有知识创新（即科学新发现）、技术创新（技术新发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创新就是新的组合。”（1）总之，创新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就是新的组合，而这个组合最初可能就是由知识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引起的，一旦与经济活动相组合，就会带来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
一、创新的含义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英语中Innovation（创新）这个词起源拉丁语，原意有三层含义：更新，就是对原有的东西进行替换：创造新的东西.就是创造出原来没有的东西；改变，就是对原有的东西进行发展和改造。“创”，即创造。提及创造，不得不提到中国制造――产品产自中国、销往海外，在这一价值链中，中国企业获得的效益是最少的，尽管这比在国内销售更能保住其收益，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企业才屈从于外国品牌的各种苛刻条件，甚至不惜出让巨大利益，而真正能从中受益的是那些中间商、品牌商和外国的消费者，尤其中间商，更是最大的获益者。
那么中国如何提升中国制造能力呢？首先，要对企业生产进行全面质量管理，争取以零质量事故为标准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其次，要充分利用各种国际贸易争端解决平台，在出现贸易摩擦时 *** 要鼓励企业和行业协会联合起来主动 *** ；第三，企业要尽快树立品牌意识，要舍得在品牌方面的投入，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也有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本国企业获取应得利益，也有助于实现权利与责任的均等划分；第四，从国家政策上适时地作出一些调整；第五，从当前的宏观调控角度看，我们有必要将中国制造的产品销售市场从海外转向国内，目前我们正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样不仅有助于缓和国内经济运行紧张的状况，也有助于减少中国产品在海外的销售压力。
中国创造是一个所有权概念，只要是技术、品牌、利益等属于中国资本控股创造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生产的，都叫“中国创造”。张瑞敏曾这样分析：“‘创造’是‘人无我有’，而‘制造’却是‘我有人也有’”（2）。“创造”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生产的，假使不清楚用户需求，“创新”产品再好也只能是生产量，依据用户需求来生产产品，可以调节高低端产品分配和不同地区的市场份额，生产出多元化的成品，从而为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降低其在国际竞争中的风险保驾护航。“中国创造”是不仅要从硬件与低成本劳动力中出效益，最主要的是从管理与技术中出效益。
“中国创造”不仅意味着核心技术的创新、自主品牌的打造，也包含商业模式的转变。
中国企业也可以从工业生产模式向服务生产模式转变，在国际市场上开辟一条新的营销道路。在现代竞争中，不是国际品牌的产品只能算是“半成品”，是“只能被有品牌的跨国公司来购买的初级产品”（3）；随着产品的更新速度加快和市场前景的不断变化，新型高科技企业对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必须对市场有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也只有在此引导下建立起良好的人才资源管理体系，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生产热情，稳步提升企业的生产和活力；中国创造也需要持续不断地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充分发挥 *** 的作用，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大环境。因此中国企业应该打造科技创新的坚实平台，跨越核心科......
问题七：企业创新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意义 电子商务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1)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电子商务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发展电子商务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大举措，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 加快电子商务发展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把握发展主动权、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地位。 3)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完善 电子商务发展将有力地促进商品和各种生产生活要素的流动，削弱妨碍公平竞争的制约因素，降低交易成本，推动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完善，更好地实现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
问题八：创新对我国全面发展进步的重大意义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特别是科技、体制的创新能够极大的推动社会发展。
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技术创新是目前国际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市场上竞争力的体现。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经济增长率目前持续下跌，我国经济进入衰退期，如何平稳度过衰退期，早日进入回升阶段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技术创新作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和动力，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技术创新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技术创新，广义上指的是以创造新的技术或者以现有的技术能力为基础的创新。而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技术创新更多的指的是企业或公司对公司目前的生产水平和状况进行调整，从而建立起效率更高更快的生产体系，得到更多利润的过程。技术创新对于企业来说不仅仅体现在科研方面的创新，这其中更多的包含了：技术设计、管理市场等多方面的改革，比如：开辟海外市场、更新生产技术、更换管理方式等等。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发展，技术创新理论逐渐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因为技术创新理论不是技术理论，而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理论，它不仅侧重于技术的创造能力和层次的提升，更加注重于技术在市场和管理等日常经济活动中的应用。目前技术创新的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我国作为世界的一大经济强国，更应该把技术创新作为国家经济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着力于技术创新的研究，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稳定增长。
二、技术创新对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新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机器提高效率来实现的。马克思指出，新的机器在企业中的运用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进而提高企业的收益率，人们投资欲望增强，企业的发展前景便一片大好。新企业、新岗位的出现，创造了更多的投资方向，更好的就业机会，更优的工资待遇，促使经济进入繁荣期。在西方国家技术是由资本家所掌握，这样机器的出现将会排挤企业中的劳动者，降低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的话语权，那么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收益将有资本家所占有。而在我国，由于国家控制的作用，能够更大程度保障劳动者的利益，将技术创新带来的收益由劳资双方共享。也就是说，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会主动搜索获取额外利润的机会，在企业家的引导下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但是只有适应市场选择的技术才能给打破原有的均衡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这种繁荣并不会持续太久，在繁荣开始的时期，每一家企业都会选择各自认为最优的方案，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后来者通过学习和模仿使产品的稀缺性被极大稀释，削弱企业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不仅是新产品的出现，还包括制造工艺的创新，工艺创新改善了产品生产的价值链，成功降低产品成本，进而使产品价格下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手机价格变动上看出这一点。以上两点共同降低了产品价格，价格的下跌终止了经济繁荣，此时新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作用就会延缓，经济进入到衰退期。为适应新技术而形成的制度体系也将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个时候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甚至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使得经济发展进入衰退期。萧条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可识别的吸收过程，一种合并新事物并使制度体制与技术创新相适应的过程，一种探索以达到新的静止状态的途径，通过萧条的调整经济走向新的均衡，而在均衡状态下任何企业都不能获得超额利润。而这个时候如果经济体想持续经济发展就要寻找新的技术创新，打破原有的制度体系，逐渐形成包含新技术，适应新发展的制度体系。技术创新虽然和经济发展的周期相关，但是两者并非同步，一般在经济萧条阶段，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企业家会更主动地推动技术创新，这个时期技术创新成喷射状出现。而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家的重心放在了相应的制度体系的形成上，所以更多的是技术革新活动。所以经济发展是呈螺旋式循环上升的，不断提升制度的等级，如果制度体系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则繁荣的冲击作用毫无意义。
三、当前我国制约技术创新的问题
(一)企业发展方式难以改变虽然很多企业逐渐将科技创新的经费更多的投入到技术研究和开发阶段，但目前企业科研技术水平不够，没有足够的创新能力，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技术创新。这时在市场等因素的限制下，企业管理者在看到科研创新的效果不明显或是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逐渐便放弃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投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这是以庞大的物资和劳动力的消耗作为代价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实物和有形的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发展的是重要源泉，我国企业在短期内都实现了资本的积累。但随着市场的逐渐饱和，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企业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将技术创新作为企业今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改变传统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技术创新方面的研究，这样才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二)企业对技术创新的不重视目前我国技术创新发展缓慢，不仅创新进度缓慢，而且质量也不高，从而导致国家经济发展落入了投入高、产出低，消耗高、效率低的恶心循环当中。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目前我国的技术创新奖励、激励制度尚未完善，技术创新开发与市场经营严重脱节，从而导致了目前的现状。我国技术创新目前面临着极大的困境，虽然在国家的号召之下，企业和公司对技术创新方面的投资不断增大，但在对企业所起到作用微乎其微。我国企业目前对科研的投资主要分为：基础研究、产品的实验开发、战略性高技术研究这三个方面，有数据表明，我国大多数企业的科研投入强度极低，目前截至到2016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为15677亿元，其中基础研究占5.25%，应用研究占10.27%，而发展研究占84.47%，这说明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对产业核心技术能力不足，缺少破坏性创新，无法打破现有的均衡。导致了目前我国的企业都很难掌握科技创新的核心技术，对外部技术的接受能力也很差，致使技术创新之路受阻。另一方面，从专利数量来看，2016年专利申请受理数为3464800项，其中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为1338503项，多数专利为外观设计专利等不能形成技术创新的专利类型。
(三)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始终呈上升趋势，从1980年的4587.6亿元上升到2016年的743585.5亿元，基本维持上升态势，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呈明显波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2007年左右达到峰值，事实上那段时间正处于经济危机期间，而从2007年以后国内生产总值基本呈下降趋势，在2016年低至6.7%，基本和1980年相持平，说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而且我国经济发展多是由第二产业所带动，利用我国大量廉价劳动力吸引外国投资者来我国开办工厂，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工资待遇，以此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但是第二产业的发展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首先，我国第二产业依赖人口红利，随着人口红利的衰败，第二产业的贡献率也在降低。其次，我国第二产业多是以低级制造业为主的，工业附加值低，而且多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最后，我国第二产业对出口依赖过强，我国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近90%的产出用于出口，2007年经济危机后外国的购买力有所下降，至2016年我国出口与2015年相比下降近8个百分点。2007年第二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50.1%，而到了2016年贡献率则下降到37.8%，与之相对应，第三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则有47.3%上升为57.5%。即说明第二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逐渐降低。可见通过依靠我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吸引投资，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方式已逐渐势弱，以信息技术为推动技术的第五轮经济周期已进入到衰退期，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即将到达界限，需要寻找新的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四、提高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方法
(一)完善创新体系创新体系是一个国家提升创新水平，制定有效的创新机制和促进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只有国家完善相应的创新体系，安排好相应制度，积极协调政府与企业之间问题与纠纷，制定相关政策来调解市场问题，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创新体系，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不断的实践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技术创新之路。
(二)国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技术创新不能离开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更是对技术创新的鼓励。目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所以一项技术创新经常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而如果没有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这些资源的投入往往无法收回，更不用说利用技术创新来获得收益了，如此循环，技术创新便很难取得成果。国家需要完善目前的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这些法律制度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和保障，因为技术创新是一种无形的科学成果，只有通过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展现出来，其特殊性决定了对技术创新这类财产的归属判断，需要借助知识产权的法律，才可得以实现。只有国家完善了相应的法律，使得技术创新成果有所保障，企业和科研人员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科技创新中，促进企业和国家经济的共同发展。
(三)企业注重创新能力，完善创新奖励制度在我国经济发展类型不断转变的同时，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态度仍不明确，仍未将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源泉，缺乏创新动力，对技术创新没有重视。企业若要提高期技术创新能力，就必须将技术创新确立为企业的主体，根据现代企业的制度来进行一系列的产权制度的改革，确立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技术创新当中获得企业自我改造和发展的能力，在技术创新中不断获得收益，技术创新的成果也能作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为了实现这些目的，企业必须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力度，强化企业创新能力，制定一系列技术创新制度，并完善相应的技术创新奖励制度。
总之，我国想要维持经济发展，必须从技术创新入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逻辑关系，以技术带动经济，帮助我国经济平稳度过“新常态”。
关于黄:经济增长更大的问题是能否长期保持创新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好处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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