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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各位分享31个省份发布最新地方债数据，多地声称风险总体安全可控的知识，其中也会对各地地方债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原标题：2020年“国家账本”来了！全年财政支出24.5万亿 都花在哪儿了？
在财政收入同比下降的情况下，2020年我国仍加大了财政支出力度。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基层“三保”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1月28日，财政部召开2020年财政收支情况网上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0年财政收支情况，并就如何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专项债使用情况，政府隐性债务化解等问题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总的来看，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和经济逐步恢复，2020年财政运行逐季好转，财政收入稳步回升，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预算执行总体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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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2020年财政收支整体情况：
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2895亿元，同比下降3.9%。其中，2020年印花税3087亿元，同比增长25.4%；证券交易印花税1774亿元，同比增长44.3%。
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5588亿元，同比增长2.8%。
2020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93489亿元，同比增长10.6%；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17999亿元，同比增长28.8%。
2020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4778亿元，同比增长20.3%；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544亿元，同比增长10.8%。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0年，各级财政部门推动减税降费和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等规模性助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经济持续稳定恢复，财政收入逐季好转。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3.9%，好于预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2.8%，在坚决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的同时，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基层“三保”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较好。
财政收入逐季回升，预算执行总体良好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年财政收支运行主要呈现四个特点：
一是经济持续稳定恢复，财政收入逐季回升。2020年1-4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分别为-14.3%、-7.4%、4.7%、5.5%，呈现一季度收入大幅下降后二季度触底回升、三季度由负转正、四季度持续向好的态势。
二是主要经济指标企稳好转，带动主体税种增幅回升。2020年，全国税收收入154310亿元，下降2.3%，降幅逐步收窄。其中，国内增值税下降8.9%，累计降幅连续8个月收窄。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下降8.1%，降幅随着一般贸易进口增幅回升而逐步收窄。企业所得税下降2.4%，主要是下半年企业利润恢复性增长带动收入累计降幅收窄。个人所得税增长11.4%，主要是居民收入随经济复苏恢复性增长以及股权转让等财产性收入增加。
三是多渠道盘活国有资源资产带动地方非税收入增加，涉企收费继续下降。2020年，全国非税收入28585亿元，下降11.7%。其中，中央非税收入下降62.3%，主要是2019年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增加，基数较高。地方非税收入增长5.6%，主要是各级政府积极挖掘潜力，多渠道盘活国有资源资产增加收入。企业负担持续减轻，涉企收费继续下降，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降1.4%，教育费附加等专项收入下降0.3%。
四是压减一般性支出，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全国一般公共服务、城乡社区支出分别下降1.1%、20%。同时，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基层“三保”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全国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5.2%，其中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公共卫生支出增长74.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10.9%；住房保障支出增长10.5%；教育支出增长4.4%；交通运输支出增长3.2%。
多渠道筹集资金弥补财政收支缺口
“疫情暴发蔓延时，2、3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下降21.4%、26.1%，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弥补财政减收增支缺口上，财政部采取了五项主要措施：
一是多渠道筹集资金。在特殊时期采取特殊举措，赤字率从2.8%提高至3.6%以上，新增财政赤字1万亿元。安排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6万亿元。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同时加大各类结转结存资金盘活使用力度，多渠道努力增加可用财力，弥补财政减收增支缺口。
二是设立并实施资金直达机制。按照“中央切块、省级细化、备案同意、快速直达”的原则，新增财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推动资金高效精准投放到终端，支持基层落实“六保”任务。
三是坚持政府过紧日子。中央部门带头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督促地方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强化“三公”经费管理，严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严禁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花钱，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
四是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坚持有保有压，把严把紧预算支出关口，集中财力保障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的有效落实，重点支持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基层“三保”等领域。同时，加强绩效结果应用，坚决削减低效无效资金，切实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五是加大对地方的财力支持。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8.39万亿元，增长12.8%，增量和增幅为近年来最高，重点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以及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倾斜，提高地方尤其是困难地区的财力水平，支持地方兜牢“三保”底线。
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情况良好、符合政策预期
“总体看，2020年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情况良好、符合政策预期，有效发挥了地方政府债券对冲疫情影响、扩大有效投资、促进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等积极作用。”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
2020年，全国人大批准安排新增专项债券额度3.75万亿元，除用于支持中小银行化解风险外，用于交通、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以及职业教育和托幼、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领域约占8成，用于生态环保、农林水利、能源、冷链物流等领域约占2成。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财政部将进一步夯实管理制度，加强专项债券管理，提高政府债券资金使用绩效，发挥专项债券对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积极作用。
一是及时出台工作指引。明确专项债券用途调整的程序、范围、时限、信息公开等要求，指导地方开展好相关工作，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
二是持续强化监管。提高信息化监管手段，对专项债券管理实行“一竿子插到底”穿透式监控，及时掌握项目资金使用和建设进度等信息，督促地方规范使用债券资金。
三是强化信息公开。充分发挥全国统一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平台作用，督促地方公开债券信息以及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进度等，以信息公开强化外部约束。
四是做好专项债券项目准备。指导地方做好2021年专项债券高质量项目准备，坚持负面清单管理，确保项目合格合规；坚持形成有效投资，确保形成实物工作量；坚持债务风险防范，确保法定债券不出现风险。
负债率45.8%，我国地方债风险“总体可控”
2020年中央工作经济会议中，提到今年要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对于目前地方政府债务的总体情况，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5.66万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28.81万亿元之内，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余额20.89万亿元，全国政府债务余额46.55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GDP初步核算数101.6万亿元计算，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负债率）为45.8%，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风险总体可控。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财政部将按照“开好前门、严堵后门”的思路，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分工合作和协同监管，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规范举债融资机制，抓实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工作。一是持续完善法定债务管理，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二是持之以恒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一、花式举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越积越多
在经历了2008年“四万亿计划”中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爆炸式增长，2013年地方政府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城投债等非银行融资渠道的发展后，虽然自2014年43号文和2015年新的《预算法》实施以来，地方政府举债的唯一合法渠道为一般债和专项债。但因为各种原因，地方政府仍然明里暗里采用多种渠道举债以支持地方建设，政府产业基金、政府购买服务、棚改项目、PPP 项目、融资租赁等花式举债层出不穷。
因此在经历了数轮化解之后，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降反增，隐性债务风险愈发突出。具体来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代为举债，由政府提供担保、财政资金偿还、以国有资产获取政府储备土地抵押质押或变相抵质押、以预期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等方式进行偿还的债务，以及地方政府在设立投资基金、开展PPP项目、政府购买服务等过程中，通过约定回购投资本金、承诺保底收益等方式形成的长期支出事项债务。
由于结构复杂，透明度低等难题，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无法被精确统计，现有的隐性债务测算结果不一，从8.9万亿到43万亿元不等。但即使纳入最乐观的隐性债务数据后（8.9万亿元），全口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也直接突破了财政部规定的限额，给地方政府敲响了“债务危机”的警钟。
二、各地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有多大？
目前国内现有研究大多是从地方政府债务举借主体、资金来源和资金投向三个角度来估算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总体规模。蒙格斯智库通过梳理现有的隐性债务测算方法，以收支平衡为思路，采用间接测算的方法，由地方政府总体投资资金的去向入手，通过将投资总额扣除政府资金总额得出政府每年的举债规模，再对其加总从而得出债务存量。
在高债务率地区中，青海、陕西、贵州的隐性债务率超过1500%，依次为1926.94%、1619.81%、1511.53%，云南、广西、湖南、四川、福建、重庆、甘肃均超过了1000%，仅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苏、辽宁、广东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债务率控制标准参考值上限150%。
按省份来看，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山西、辽宁、海南、安徽、江西、黑龙江外，无一省份在欧盟 60%警戒线之下。
三、地方政府城投平台尾部风险将变大
隐性债务的核心问题就是“谁来埋单”，在这个问题上中央与地方政府各有各的考虑。中央政府的态度是不救助，“谁家的孩子谁抱”，坚决打消地方政府认为中央政府会买单的“幻觉”。
国发[2021]5号文介绍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化解的两种思路：一是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将严禁新增隐性债务作为红线、高压线，对违法违规举债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二是指导督促地方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积极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
4月13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把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作为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对失去清偿能力的要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
无论中央政府如何强调“城投平台公司可以破产”，目前市场化法治化的风险处置机制依然无法落地，原因在于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建立市场化法制化违约机制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此没人愿意做破产重组的先行者。
但城投平台经营性收入几乎为零，按照10%的综合融资成本估算，城投债规模大约每7年就会翻一番，只能靠不断借新债支撑下去，直到规模过大被迫重组。因此，随着资质差的城投平台增多，其尾部风险必将不断累积，城投公司破产事件必将会发生。
据报导，截至9月7日，几乎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下称“省份”）的审计厅（局）都公布了《关于2020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下称“审计报告”）。其中，诸多省份的报告都提及 地方债问题 。
地方债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主要包括法定政府债务及隐性债务。
据统计最新数据，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为28.3万亿，隐性债务规模预计规模将远大于法定政府债务余额。
在隐性债务方面 ，审计指出了监测平台数据不准确、隐性债务化解任务未完成、融资平台负债率偏高等问题。此外，审计还指出部分地方违规挪用资金化解企业债务的问题。
法定政府债务方面 ，审计聚焦专项债使用中的问题，企业预警通APP独家统计了，今年以来的最新专项债项目投资分布情况。
包括资金闲置，违规用于发工资、买理财等，收益难以覆盖融资，使用不规范等。 不同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 ，审计指出个别县的偿债压力较大，还本付息资金超过当年可支配财力。
法定政府债务审计
问题一：个别县还本付息资金超过当年可支配财力
甘肃：个别县的偿债压力较大，还本付息资金超过当年可支配财力。
审计报告描述，个别县的偿债压力较大，还本付息资金超过当年可支配财力。因此政府法定债务如加上隐性债务，这些地方的偿债压力更大。
我们来看今年以来，新发的专项债发行规模地区分布：
问题二：专项债项目收益率低
江苏：部分专项债券项目实际收益小于预期收益，未达到资金平衡方案要求。审计抽查2019 年以来989 个项目发现，有147个项目2020 年实际收益小于资金平衡方案明确的预期收益，涉及债券资金346.12 亿元。
湖北：组织对20个市县2018至2020年专项债券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4个项目实际收益率低、难以还本付息。
专项债必须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收益需覆盖融资。如收益率低，可能会产生风险。
我们来看今年以来，专项债发行项目类别分布：
问题三：违规用于支付工资、涉企补贴、差旅费、办公经费及购买理财
山东：4市20县将29.04亿元债券资金出借给乡镇、企业等周转使用，有的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或其他项目建设等。
湖北：组织对20个市县2018至2020年专项债券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3个市县将335.65万元项目资金用于人员和办公经费支出。
河南：郑州等2个市本级和夏邑等3个县将4.37亿债券资金用于支付涉企财政补贴、棚户区拆迁补偿等于债券项目无关的支出，涉及14个项目。
广东：有1个市的2个区将专项债券资金用于偿还政府购买服务金、发放人员工资等支出，涉及金额5.41亿元。
海南：5个市县将436.86万元债券资金用于建设单位管理费、薪资福利及差旅费等经常性支出。
预算法规定，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我们来看今年以来，专项债项目资本金分布：
问题四：债券资金使用不规范
湖北：12个市县未按规定程序报省财政审批，将50个专项债项目资金35.76亿元自行调整用于其他建设项目。
江苏：少数市县债券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有2个市县违规改变债券资金用途，用于其他项目支出，涉及资金1454.27 万元。
贵州：15个县违规将专项债券资金12.41亿元用于非债券项目建设等。
重庆：在财政风险防控方面，部分区县新增债券资金管理不到位，存在违规改变债券资金用途或使用不及时等问题。
地方政府举借债务由省级政府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方式进行，省级政府是地方政府债务举借的法定主体，按照权责一致原则，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用途调整也应由省级政府依法调整。
我们来看今年以来，不同行政级别专项债发行情况：
问题五：专项债资金闲置
湖北：组织对20个市县2018至2020年专项债券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20个市县三年共获得新增专项债券资金499.23亿元，已拨付使用427.44亿元，实施土地储备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394个，完成投资645.72亿元。审计发现的问题主要有，专项债券资金申报和项目建设进度不匹配，44.38亿元未及时使用，增加利息负担1.66亿元。
其中：8个市县的20个土地收储、棚户区改造等专项债券项目没有启动，14.13亿元资金长期闲置，最长达823天，闲置资金背负利息6896.55万元；
4个市县的17个专项债券项目资金19.81亿元，资金到位一年后才开工建设，多背负利息6778.07万元，增加了建设成本；
10个市县18个专项债券项目获取资金17.28亿元，当年仅使用6.85亿元，结转10.43亿元，当年未使用的资金背负利息2875.4万元。
江苏：部分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慢，影响资金效益发挥。一是部分债券资金结存在财政部门。截至2020 年底，有10 个市县44.62 亿元结存在当地财政部门1 年以上。
二是部分债券资金结存在项目单位。至2020 年底，省本级和29 个市县因61 个项目未开工，导致当年债券资金结存73.42 亿元；省本级和9 个市县25 个项目以前年度债券资金结存19.23 亿元。
三是项目建成后债券资金结余形成沉淀。2 个市本级19 个项目已完工结算，但有1.5 亿元债券资金仍结余沉淀在项目单位。
河南：一是郑州等3个市本级和上蔡等25个县 84.82亿元债券资金滞留国库超过90天，涉及134个项目，滞留时间最长达448天。
二是18个市本级和鄢陵等122个县349.48 亿元债券资金滞留项目单位超过180天，涉及572个项目。其中， 由于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项目审批手续办理迟缓等原因， 驻马店等3个市本级和巩义等14个县共28个政府债券建设项目长期未开工，18.16亿元债券资金滞留在项目单位，滞留时间最长达455天。
甘肃：专项债券资金仍存在重发行轻管理的问题，由于部分项目进展缓慢，4个市和1个县闲置专项债券资金7.94亿元。
贵州：截至2021年4月底，13个项目20.40亿元专项债券资金由于项目调整、推进缓慢等超过8个月未投入项目建设，占债券到位资金的94.53%。
安徽：因项目前期准备不充分、规划调整等，截至审计日，6个市、2个县尚有26个2020年新增专项债券资金项目支出进度低于50%，其中13个项目安排专项债券资金14.44亿元，仅支出5338万元，单项支出进度均低于10%。
北京：政府债券资金长期闲置问题仍然突出。截至2020年10月末，8个区有14个项目、109.12亿元债券资金在主管部门或项目单位闲置一年以上，个别资金闲置超过3年。
广东：组织对汕头、河源、中山、阳江等4个市2020年度专项债券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有3个市因项目储备质量不高、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等原因，导致闲置债券资金22.57亿元，其中有1个市的2.72亿元闲置时间超过2年。
山东：2020年7月至12月，对市县政府专项债券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共抽审单位771个、项目1277个，涉及资金1453.45亿元。
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项目进展缓慢或无法实施。15市67县261个项目由于前期论证不充分、规划设计和方案制定不合理等，未按期开工建设，有的项目进度较慢或者无法实施，304.21亿元债券资金存在不同程度闲置问题。
二是部分项目资金拨付不及时。3市30县未按规定时间拨付债券资金134.54亿元。2市6县13个项目未及时办理竣工决算等，3.51亿元资金闲置在项目单位。2市23县56个项目未按合同约定进度支付工程款，造成28.32亿元资金滞留。
上海：抽查发现，由于资金使用计划与工程进度不匹配、项目不具备开工条件但当年仍发行了债券等原因，部分政府债券资金闲置在区级财政部门及项目单位，涉及项目201个、金额264.97亿元。
山西：截至2021 年3 月底，省本级及分配尧都、文水等13 个市县32 个项目18.53 亿元的债券资金未使用;分配忻州、清徐等28 个市县47 个项目32.54 亿元的债券资金首次支出日期距离发行日期间隔3 个月以上。
海南：4个市县债券资金10.17亿元长期闲置，最长时间超过一年。
辽宁：部分政府债券资金使用效益不高，抽查2019年和2020年新增政府债券安排的45个项目，至2021年4月底，有3个项目还未开工，11个项目累计完成投资不足30%，涉及债券资金16.67亿元。
广西：部分专项债券项目建设进度缓慢。2个项目逾期1年未能开工建设，涉及专项债券资金9000万元；1县1799.39万元专项债券资金闲置1年未使用。
四川：由于项目准备不充分或停止实施等原因，新增债券资金有62.63亿元闲置超过1年。
从专项债发行到推动基建投资，主要涉及两大环节：一是债券资金从财政部门拨付到项目单位，二是项目单位支出到项目，形成实物工作量。尤其后者问题较大，因为项目前期论证不充分、规划设计和方案制定不合理。
我们来看今年以来，历年专项债发行统计：
隐性债务审计问题
隐性债务监测平台数据不准确、隐性债务化解任务未完成、部分融资平台负债率偏高、违规挪用资金化债等问题，我们可以先从专项债里的各项目去发现问题，又或者从项目主体去查找相关性。
专项债项目明细查询如下，见企业预警通APP导出：
“债务”二字，经常让人头疼，对于地方政府来讲，亦是如此。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高悬
近期，中国国债协会、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发布了一份《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发展报告（2021）》。《报告》对31个省份截至2020年6月的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2020年以来，为了对冲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将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定为4.73万亿元，比2019年大幅增加1.65万亿元，规模快速扩容且期限更趋长期化。
那么到了2020年，地方债已超越国债与政策性金融债，成为我国债券市场第一大债券品种。
目前各省份地方债存量规模与经济体量有一定的相关性。截止到去年6月，在全国31个省份中，GDP常年居于全国前三位的经济大省是江苏、山东、广东，同时他们也是地方债存量最多的省份。
半年时间，江苏的发债规模就达到2458亿元，接近2019年全年水平；广东更是以2812亿元的发债规模超过2019年全年，并超过山东、江苏，位于全国第一。
《报告》显示，在经济排名靠后的省份中，发债速度也明显加快。比如，云南同期发债规模达到1376亿元，增长超过一倍；福建、内蒙古、吉林和西藏增速也超过50%。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方债整体大幅增长情况下，湖南、贵州和辽宁的发债情况却出现明显下滑。
此外，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各省份地方债投的领域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在广东新增项目收益专项债中间有1108亿元投向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占比达37.90%；其次是生态环保项目，占比是31.13%；江苏项目收益专项债募集资金是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保项这三个领域。
债务率超警戒线
众所周知，地方债的增长，可以进一步推动投资扩张，但同时也有增加城市债务风险的可能。
到202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5.66万亿元，负债率较2019年上升近4个百分点，而且目前仍有部分新增专项债项目抗压能力弱、难以保证收益平衡，容易导致偿债风险。
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地方债务“红线”一般是负债率不超过60%、债务率不超过80% 120%的范围。根据此前全国人大审议批准的一项决议，中国的债务率红线标准也是不超过100%，也就是说，地方债务余额最高不超过地方综合财力水平。
但是从《报告》上来看，在负债率上，只有青海超过60%，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青海GDP水平较低；而在债务率上，则有9个省份超过100%的临界值。也就是说，有9个省份超过了整体风险警戒线。
而在这9个省份中，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财政平衡率都明显偏低，普遍低于50%，青海甚至不到20%。而放眼全国，也只有8个省份的财政平衡率超过50%。
银河证券研究院战略研究员 聂无逸 （本文首发于《中国金融》2019年第18期）
目前，宏观经济减速和金融降杠杆政策对地方融资形成严峻挑战。一个明显的市场信号是2018年以来城投非标债屡现违约险情。20多年来，地方融资平台背负了金融系统庞大的债务（主要是银行贷款和城投债）。目前全国地方融资平台总数超过1万家。如果城投债务规模持续扩张并出现本息偿还危机，如果推动城投债务重组不能解决地方建设资金的匹配问题，也不能解决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就不能做到城投公司和项目的风险隔离，那么财政金融秩序和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都会因为信用危机而遭受严重损害。加强对地方隐性债务的控制，进而明确地方融资平台的管理模式，是当前风险防范工作的重点。
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
地方融资平台的总体债务形势比较严峻。首先，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不仅规模大，而且信息披露不充分，后者也放大了外界的焦虑情绪。地方融资平台从政策界定到归口管理都模糊交叉，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公开统一的规模数据。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43号文）出台以后，财政部曾组织实施全国范围的地方债务甄别，之后相关部委又进行过几次地方债务的统计，但都有特定的口径和用途。从构成来看，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主要分为三类：银行贷款、城投债、非标融资。下文以公开披露的城投债为考察对象。按照wind公开数据统计，从2008年7月22日到2019年4月15日，全国31个省级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合计发行城投债13820支，发债主体合计2252家，累计金额达到13.28万亿元，累计余额达到7.88万亿元，存量城投债的票面利率区间为4.54％～6.34％。
地方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总规模目前没有直接数据。从公开信息可知，2013年1月，原银监会披露地方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余额为9.2万亿元，占银行业贷款余额的13.8％。笔者查阅到的最近一次公开信息是2013年上半年原银监会工作会议上披露，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高达9.7万亿元。2013年，原银监会发布《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提出“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总体原则，并于2013年4月开始实施。2014年出台新修订的预算法，国务院发布影响深远的43号文，明确提出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必须脱钩的要求，地方融资平台的功能定位和政策环境就此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原银监会不再对外发布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如按照“总量控制”的原则进行匡算，wind数据库显示，2019年4月15日银行业贷款余额为142.11万亿元，如按照2013年平台余额13.8％的比例推算（鉴于近年来地方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势头、银行贷款对稳定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以及地方融资平台的信用水平等多方面的情况，可以推定银行的贷审政策应与城投转轨力度保持一致，正反方向的作用基本可以对冲），则地方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余额推算为19.61万亿元。
非标融资是地方融资平台政策约束最少、使用最为灵活、风险成本也最高的融资工具。非标融资的形式多样，包括委托贷款、信用贷款、信托计划、资管计划、私募基金以及其他融资形式的多重嵌套。目前没有权威的城投非标数据，有的市场机构根据发行城投债且主动披露非标融资的960多家平台的审计报告，得出2017年底样本平台的非标融资额为1.65万亿元，这个数字覆盖不够全面，漏掉了明股实债和故意回避披露的债务，以及没有发行债务的8000多家中小平台的非标融资，这些未统计平台的非标规模一般不大，如果再考虑到2018年资管新规的政策压制，1.65万亿元之外加上遗漏的部分，地方融资平台非标融资总额应该不会超过3万亿元。据业界判断，非标融资占平台融资的总比例一般不超过10％，3万亿元非标规模应基本在此区间内。
综上，笔者可以推算出目前地方融资平台的总体规模应该约为32.3万亿元（32.3=9.7+19.6+3）左右，但是还有其他扣减项，比如，国发43号文提出的“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的政府债务”，其中存量的政府债务应该覆盖经甄别确认的部分城投债务。其中2015年置换了3批合计3.2万亿元，其中第一批1万亿元的置换范围是截至2013年6月30日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存量债务中、2015年到期需要偿还的部分。据报道，2015～2018年，各地政府共发行了12.2万元地方政府置换债。对应笔者的统计口径，债务置换对2013年6月底9.7万亿元的贷款余额会有一定对冲，假定对冲额度为50％，即6.1万亿元。据此平台的债务总规模在26.2万亿（32.3万亿-6.1万亿）元，从谨慎性角度考虑，笔者粗略推定地方融资平台的规模估计在26万亿～30万亿元。随着融资平台管理的不断规范和各项改革的持续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存量规模会得到进一步控制，信息披露相信也会更加科学、及时和透明。
解决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路径思考
地方经济建设是硬任务，只要地方政府的资金需求得不到认真的解决，政府债务仍然会通过隐性担保、代建工程等形式腾挪到地方融资平台。这在客观上要加强 财经 秩序的严肃性，加强相关体制改革，避免地方经济发展突破债务容忍度，影响 社会 经济的稳定。
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再次实施债务甄别和置换。但是最直接的办法未必就是最合适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次序和具体策略将决定政策实施的效果。笔者认为，把绝大多数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都置换为地方政府债务，单纯从债务负担角度来简单测算，并非不可承受。依据前文，推定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总规模为28万亿元〔28=（26+30）/2〕，平均到期时间假设为5年，如果在2018～2022年按5年分批置换，则每年增加5.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在此前提下，2018年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加到23.99万亿（18.39万亿+5.6万亿）元，2018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率会提高到99.96％，即将触及国际通行的100％～120％的警戒标准；如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14.96万亿元，则2018年我国政府债务率将会提高到43.26％，依然低于欧洲60％的警戒线。从增量来看，年增加5.6万亿元债务负担的增长幅度，基本相当于2018年GDP的6.22％，与GDP增长幅度基本相当，按此增长规模推算，存量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纳入地方政府债务，从整个国家的债务负担率来说，五年之内大抵可以承担，假如展期到10年，当期债务负担会进一步降低。另外，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主要投向地方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产品，这将有助于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将有效提高地方的债务偿还能力。但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债务压力会较为沉重。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负债水平差别，如果中央给予适当补助，应不会对地方的经济正常运转产生明显拖累，但是如何确保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以及防止操作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将考验决策者的大智慧。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如果再对地方融资平台实施严格的规范、清理和转型，应该可以彻底解决城投债务存量问题。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央近年来对地方融资平台采取坚决但又比较耐心的堵疏结合的方法，是有预见性和充分底气的。但是地方经济建设的财力补充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如果只是做债务置换，即使不会出现旧债挤压新债发行规模的问题，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消失后出现的资金缺口如何弥补也将是一大考验。除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地方政府自身还有部分隐性负债，汇集起来尽管还在总体债务承受能力范围内，但也接近债务警戒线，因此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风险应保持高度警惕。
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可以考虑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加快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解决地方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的问题。或者反过来说，只有中央地方的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到位，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化解。如果要解决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就必须以事权和财权统一为重要切入点。以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为前提，要么地方事权做减法，要么地方财权做加法，或者两者并行。
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到改革地方的投融资体制。对于地方的准公益性质的、具有收费项目特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社会 服务项目，终究是要有独立的市场主体来负责建设或长期运营。对于具有实际市场经营能力、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城投企业来说，依然具有继续存在的 社会 空间和经济价值。建议地方政府联合国有、民营的基础设施产业公司，对有经营基础和管理能力的城投公司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增加注册资本金，增强其债务承担能力，使其真正成为地方准公益性投资的主导力量。不仅要建立地方投资体系，还要建立地方融资体系。比如，可以充分借鉴国家开发银行的功能设计，建设有管理的高效地方金融机构，专门负责本地区的政策性融资服务，服务范围包括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跨地区的建设工程配套、准非公益性地方项目的建设等。今后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地方政府可以快速通过地方开发银行获得融资，不仅能够保证融资的规模和效率，还可以充分保障中央和地方对各地投资规模、结构和质量的准确把握，有效控制经济风险的传递和蔓延。
加强重大风险事件的防范和预警，及时发现和化解系统性风险隐患，这是解决当前经济领域深层次矛盾的重要切入点。对于如何认识和解决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尽管经济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议，但正是由于中央采取了坚决、理性而又比较耐心的引导政策，地方融资平台并没有成为拖累中国经济的问题资产，相反在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总体上来看，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目前处在存量相对可控的范围内，只要后续的规范管理和处置措施果断得当，做到坚决控制债务增量、积极化解债务存量，进而全面推进财税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转型后的地方融资平台在未来的经济建设中依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银河证券研究院
国债又称金边债券， 是指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发行的债券， 其目的是筹集资金，用于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或者用于调节经济平衡的工具，除了，国家的中央政府发行国债外，地方政府也可以发行债券。
2017年，中国政府启动了债券市场的国际化之路，允许国外机构购买中国国债。 中国政府债券，除了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外，还有地方政府在得到中央政府批准下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
自从中国政府对外开放中国的债券市场之后，外资迅速涌入中国的债券市场，外资最为青睐的是中国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但是， 现在也开始购入中国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华尔街日报》报道，自从中国政府开始对外资机构开发中国的债券市场之后，外资大量购买中国的国债，到近期，外资已经持有中国国债4.3万亿人民币，特别是前段时间增长速度迅速。
此前，外资机构持有中国国债为2.26万亿人民币，但是到近期已达4.3万亿人民币。
外资除了大量购买中国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外，也开始将债券投资的目光投向中国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截止近日， 国外投资机构共持有中国地方政府债47.2亿人民币。
而近期一个月的时间，国外投资机构增持中国地方政府债7.3亿人民币，虽然总量不高，但是增速并不慢。
目前，国外投资机构仅持有中国100万亿债券市场的2.3%，相较于美国的28%，明显是低了，但是，其发展前景是明朗的，也就是国外投资机构越来越青睐中国的债券市场。
今后， 对中国债券的购买和持有率将会不断地快速上升。 中国国债遭外资哄抢，抢完又购买地方政府债，释放了什么信号？
国外投资机构不仅青睐中国的国债市场，而且，也开始投资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券，首先，说明了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这是因为 所有资本投资的根本目的就是获取利润 ，资本就是为逐利而生的，国外资本更是如此。
影响投资机构购买中国政府债券的因素非常多，但是，经济发展前景是最主要的因素，如果经济发展前景好，经济持续发展，通胀率低，政府可能获得的财政收入就必然是不断增长，违约的可能性就越低，越有保值和获利的希望。
国外投资机构开始投资于中国的地方政府债，更说明国际 社会 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好。
一般地说，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其安全信用度是低于一个国家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的。
由于我国地方政府事权多，而财政收入来源有限，特别是一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地方政府， 更是财政刚需支出与财政收入存在着比较大的差额。
根据网上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平台公布的信息，2019年，中国中央财政部规定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240774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余额为211183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13098亿元人民币。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是来自于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债务余额并没有超越中国中央财政部规定的最高限额，但是， 在限额之内，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新增的空间并不大。
2019年，中国地方政府的一般公共财政收入为101081亿元人民币，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却高达203743亿元人民币，财政收支存在着严重的差额。
而差额最严重的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财政收支差额只有依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发行地方债进行筹措。
在这样的状况下，国外资本投资机构敢购买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券，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外资本投资机构， 乃至于整个西方 社会 对中国的 社会 经济发展前景持一种乐观的预测。
中国今后经济发展前景光明，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决定的，首先，中国国内政局稳定。从政体上看，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元领导下，政府富有权威，对 社会 矛盾整合能力强， 社会 团结， 许多 社会 矛盾可以在激化前得到解决；
从传统文化角度看，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重秩序、服从重视权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更使中国 社会 具有凝聚力、耐受力。
因此，中国将长期保持 社会 政局稳定，而 社会 政局稳定，是一个国家能够实现 社会 经济有序发展的最基本前提条件之一。
其次，中国多元的看似不平衡的区域发展，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中国的 社会 经济发展存在着区域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 社会 经济发达，中部的发展次于沿海地区。
而西部地区 社会 经济发展落后，三个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也不一样，这就为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转移， 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了空间， 也为中西部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再次，中国经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也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空间，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国际 社会 ， 主要依靠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性产业， 中高端产业严重缺乏竞争力。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出口产品已经由原来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初级产品，发展为以工业制成品为主。
当今， 世界上最高端的5G信息产业、高端制造业、人工智能、金融业也在世界上拥有了一席之地， 中国拥有从低端到高端，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
外国人疯抢中国国债，又开始买入地方政府债，最能说明的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很好，因为，所有资本都是理性的， 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利润， 并且是最高的利润，国外金融投资机构疯抢中国国债。
以上的对中国经济前景光明的分析，国外金融投资机构对中国经济前景光明的信任，也必定是基于这种分析基础之上的。
国际金融投资机构疯抢中国国债，购买中国地方政府的债， 释放的又一个明显信号，是他们对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信任。
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国走上对外开放战略，是一个理性的战略选择，经过了一个长的时间。
战略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不同的战略选择，比如，上世纪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有东亚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有新中国早期的自力更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发展战略。
任何一种发展战略的选择都是有利有弊的，中国逐步走上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实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是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争论和逐步的过程。
国外金融资本机构疯抢中国政府债券，释放的最明显的信号就是西方对中国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的信任。
经济方面的对外开放有着不同的层面，但是，最为敏感就是政府债券等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也最容易被投机而造成经济危机， 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拉美的债务危机、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
所以， 一个发展中国家一般最先开放的就是制造业的投资市场， 中国早期的对外开放的吸引外资主要就在于这一方面，另一个是国内的商品市场，而政府债券的投资市场的对外资开放，大多数国家相对谨慎。
自从特朗普上台，和中国开打贸易战、 科技 战等经济战，中国就扛起了经济自由化的大旗，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而西方金融资本机构疯抢中国国债，甚至开始投资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 说明了对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信任。
总之，西方金融投资资本疯抢中国国债，释放出来的一个信息就是，中国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只会越来越开放，而不会关上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也说明了西方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信任。
资本为逐利而生，西方国家相交于中国具有更为完善的金融市场，国债市场相较于中国发展最早，制度规则也更为完善， 西方大多数国家是福利性国家。 为了筹措财政资金，许多国家发行了大量的政府债券，提供了广阔的政府债券市场。
而西方投资资本转向中国的政府债券市场，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释放出了明显的信号，那就是对美国西方经济发展前景的不信任， 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黯淡。
相较于中国的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在新冠疫情肆虐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却前景黯淡。 2020年3月16日，衡量市场恐慌情绪的 VIX 指数收盘高达82.69，创 历史 新高。
美股两周内四次熔断，原油价格暴跌，黄金价格下降，全球风险资产与避险资产同时大幅下降，流动性面临危机。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央行普遍采取一系列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提供了大量流动性，而且，为了刺激消费和投资，繁荣市场，西方国家普遍采取低利率的政策。
今年美联储两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 至0—0.25%; 英格兰银行两次下调利率，至0.1%。欧洲央行维持关键利率不变，日本银行维持－0.1%利率，但降低贷款利率0.25%。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量化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必然造成了极大的通胀压力。
根据最新公布的美国6月通胀数据继续"爆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4%，创2008年8月以来新高，核心CPI同比涨4.5%，创1991年11月以来新高，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涨7.3%，为1982年以来最高。
近二三十年以来，发达国家普遍将所谓温和通胀的警戒线控制设定在2%，美国的通胀率已经远超这个警戒线。
西方国家持续的通胀压力，而利率不断降低，据报道美债收益率延续跌势，30年期美债收益率跌至跌至1.89%，创5个月新低。
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1.3%下方， 为今年2月以来最低点。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美国国债，在国际债券市场上失去吸引力。
并且，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达到28.4万亿美元，远超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而日本的国债总额已经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倍，这使市场对以美国为首的消费国家的经济失去信心。
资本为逐利而生，相对于中国经济良好稳健的前景，西方资本机构青睐中国政府债券，也就很好理解了。
西方金融投资资本疯抢中国国债，并且也开始购买中国地方政府发行的债，释放出的信号是明显的，第一，在预知的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光明；
西方经济发展前景黯淡，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且，西方对中国这一发展战略的信心。
总之，一句话，这说明，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衰落之后，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重回 历史 上中华应有之地位的道路。
关于31个省份发布最新地方债数据，多地声称风险总体安全可控和各地地方债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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