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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华一方指出，因前任董事长姜喜运司机被害事件，蔡国华担心人身安全雇佣了6名保镖，其中有2名保镖有时服务于他的家人，后来蔡国华还让恒丰银行招聘一批安保人员为高管提供安保服务。因此，蔡国华的辩护律师认为，蔡国华因职务原因雇佣保镖，该行为虽违反中央八项规定，但并不构成贪污。
6月12日下午，在连续接受4天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恒丰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蔡国华案庭审结束，法庭将择日宣判。
山东东营市检察院指控蔡国华犯有五宗罪，其涉嫌滥用职权造成恒丰银行经济损失8.9亿余元、涉嫌贪污1022万余元、涉嫌挪用公款48亿元用于个人经营、涉嫌受贿11.8亿余元（10.7亿余元系未遂）、涉嫌违法发放贷款35亿元，总涉案金额高达约103亿元（详见“蔡国华腐败大案开审：涉案103亿 北京上海香港多地拥有天价别墅”）。
检方认为，蔡国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恒丰银行经济损失8.9亿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追究其责任。其中，10.7亿余元系受贿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6月9日至6月12日，蔡国华在山东东营市中级法院出庭受审。
庭审首日，蔡国华一方就法庭人员回避和排除非法证据提出申请。蔡国华声称，案发后因担心家人安全等原因，他作出的有罪供述系非法取证所得。蔡国华提出调取他在监察调查阶段的同步录音录像，以及2017年11月他被警方带走时在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时的言辞证据。但这些申请均被驳回，合议庭评议认为，该案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
在持续长达4天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中，蔡国华的辩护律师赵运恒、杨照东对检方指控的大部分犯罪事实作无罪辩护。
庭审中，东营市检察院指出，蔡国华一案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对此说法，蔡国华辩称并不是他个人把恒丰银行搞乱了，从他执掌恒丰银行到案发的2017年，恒丰银行的资产规模翻了一番。此外，恒丰银行先后有多人涉案被查，但蔡国华认为，其他人的事情与他无关。
检方指控五宗罪，蔡国华一方提出辩解
蔡国华案此前历经漫长的调查。2017年11月，蔡国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曝接受调查。2018年12月，因涉嫌职务犯罪，蔡国华被采取留置措施。2019年6月，蔡国华案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一个月后被公诉至东营市中级法院。该案原定于2020年1月7日开庭，后检方申请延期审理获得法院准许。
6月9日，蔡国华在东营市中级法院出庭受审，蔡国华被检方指控犯有五宗罪。
其一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检方指控，2014年至2016年，蔡国华在担任恒丰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滥用职权，违规在恒丰银行发放薪酬、推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造成恒丰银行损失8.97亿余元。
对违规在恒丰银行发放薪酬给恒丰银行造成经济损失1.99亿余元的指控，记者了解到，蔡国华一方表示，2014年通过的《恒丰银行核心员工薪酬管理办法（暂行）》（下称《薪酬管理办法》）当时没有经恒丰银行股东大会讨论决定，但2016年银监会发现后指出违规要求整改，2016年底召开董事会修改了《薪酬管理办法》，修改后的《薪酬管理办法》在2017年召开的股东大会上通过，并有股东签字确认。
检方出示的股东大会参会人员证言则指出，在2017年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参会人员只看到会议目录提到薪酬管理办法，并没有看到具体内容。
检方还指控，蔡国华未经银监会审批，擅自决定在恒丰银行内部推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非法筹集股份认购款227.13亿余元，并违规将该款项由股权过渡户转入资本金账户，后因该计划被银监会发现而终止实施，227.13亿余元资金原路退回，产生的资金占用费、税费等各项费用由恒丰银行承担，给恒丰银行造成经济损失6.97亿余元。
对此项指控，蔡国华的辩护律师称，227.13亿余元进入恒丰银行资本金账户后，参与资本金运作，实际上给恒丰银行带来收益，恒丰银行还从中赚了一笔，收益远超6.97亿元的资金占用费等。
其二是贪污罪。检方指控，2014年至2017年，蔡国华利用担任恒丰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恒丰银行财务1022.9万余元。检方指控，1022.9万余元多表现在报销上，如蔡国华将个人及家人雇佣保镖所支付费用54万元在恒丰银行报销，将应由个人及其家庭负担的费用142.7万余元报销，同意报销恒丰银行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助理为其女儿购买的价值4.4万余元的麦斯玛拉（MaxMara）大衣，以及与其前妻非法占有恒丰银行购买的价值821.8万元的红木家具等物品。
对涉嫌贪污罪的指控，法庭用了半天时间进行调查。蔡国华一方指出，因前任董事长姜喜运司机被害事件，蔡国华担心人身安全雇佣了6名保镖，其中有2名保镖有时服务于他的家人，后来蔡国华还让恒丰银行招聘一批安保人员为高管提供安保服务。因此，蔡国华的辩护律师认为，蔡国华因职务原因雇佣保镖，该行为虽违反中央八项规定，但并不构成贪污。
在蔡国华用公款报销的指控中还涉及，为蔡国华购买大量虫草。蔡国华一方提出，用恒丰银行公款购买的虫草，蔡国华只食用了一部分，还剩下很多，不能都算入他的指控。
其三是挪用公款罪。检方指控，2015年至2017年，蔡国华未经集体决策，个人决定以信托贷款等形式，将恒丰银行48亿元转入其个人控制的上海衍融投资中心，进行营利活动，谋取个人利益。
蔡国华一方则辩称，经过恒丰银行相关部门集体讨论后，决定在恒丰银行体外设立公司，以信托贷款形式进行资本运作，并非他个人挪用公款。
值得一提的是，蔡国华的前任姜喜运在此前庭审中，也提及恒丰银行体外运营。与挪用公款的指控稍有不同，姜喜运被一审法院认定贪污2.8365944亿股恒丰银行股份，转至其个人或亲友公司名下。在姜喜运案的庭审中，姜喜运辩解称恒丰银行体外运营、自持股份由来已久，是为了保障账外股份的安全，避免风险，并非隐匿、占有。但姜喜运的解释，并未获得法院的认可。
其四是受贿罪。检方指控，2006年至2017年，蔡国华利用担任沾化县委书记、烟台市政府副市长、恒丰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便利，为青岛海域投资有限公司、云南实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朱殿治等8家单位或个人，在银行贷款、项目承揽、企业经营等提供帮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11.8亿余元（其中10.7亿余元未遂）。
蔡国华涉嫌受贿的大部分款项被指用于购买别墅。比如，检方指控称，蔡国华向曾在贷款方面得到其帮助的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吕建中，索要位于香港太平山顶的一套别墅，折合4.74亿余元。案发时，这套别墅还没有完成装修，并未实际居住。检方还指控，蔡国华收受青岛华通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彬给予的3000万元，用于在北京购买两套别墅。此外，蔡国华还收受陈彬为其在上海购买的一套别墅，价值5950万元。
庭审中，蔡国华一方指出，位于香港的别墅登记在吕建中合作伙伴的名下，属于吕建中和其合作伙伴共有，别墅的实际归属问题不能仅仅依靠调查阶段的言辞证据，有待法庭查明。关于收受陈彬别墅的指控，蔡国华一方称，目前陈彬在国外，司法材料缺少陈彬本人的证言。
蔡国华还被指索要一笔6亿元的好处费。检方指控称，2009年至2017年，蔡国华利用担任烟台市政府副市长、恒丰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职务便利，为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恒丰银行增资扩股、转让股份等方面提供帮助。蔡国华多次向该公司副总经理薛健索要好处费6亿元，但因没有合适的支付方式等原因，6亿元尚未支付。对此指控，蔡国华一方指出，薛健的证言前后有矛盾之处，其证言的真实性有待查明。
其五是违法发放贷款罪。这是2020年2月6日，山东东营市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一项罪名。检方指控，2017年4月至8月，蔡国华明知石家庄乐城创意国际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乐城公司）35亿元的贷款项目不符合放贷条件，仍安排办理这笔贷款，因贷款申请明显违规，未通过恒丰银行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而被退回。为此，蔡国华要求重新设计方案，在其干预下，恒丰银行相关人员经研究决定后，将贷款项目由房地产开发贷款变更为并购贷款，以规避违规之处，最终这笔贷款获批。2019年6月，上述35亿元的贷款开始欠息，不久本金开始逾期，到2019年12月，这笔贷款本息逾欠34.1亿余元。
对此，蔡国华一方指出，这笔贷款申请房地产开发贷款未通过后，乐城公司找到兰尉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兰尉高速），由兰尉高速收购乐城公司股权，用收购的股权作抵押，以兰尉高速作为贷款申请主体用“并购贷款”名义申请贷款。兰尉高速符合“并购贷款”的条件，恒丰银行发放这笔贷款是合规的。
恒丰银行多人涉案，关键证人视频作证
庭审中，蔡国华一方申请14名证人出庭作证，最终只有一名关键证人王玉强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出庭作证。
王玉强是重庆环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重庆聚恩物资有限公司、重庆玺发隆智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蔡国华曾利用职务便利，为王玉强在恒丰银行贷款提供帮助。检方指控，2014年至2016年，蔡国华通过前妻和女儿先后索要、收受王玉强给予的财物等共计187万余元。
据记者了解，王玉强深度介入蔡国华案，除了在受贿指控中有王玉强，在蔡国华的贪污指控中，也有王玉强的身影。王玉强曾与蔡国华关系密切，直到2016年两人关系破裂逐渐疏远。目前，王玉强处于取保候审中。
6月10日下午，王玉强通过视频方式出庭作证，讲述蔡国华通过家人向其索要、收受他给予的财物。
蔡国华一方则指出，因关系密切，两人存在经济往来。2015年4月蔡国华曾给过王玉强500万元，让他帮助购买一些物品、缴房租等，至案发时这500万元还有余额。王玉强则表示，蔡国华给他500万元是让他替其炒股。但实际上两人并没有真正结算。
在蔡国华案的审理中，东营市检察院指出，蔡国华一案涉案金额高达上百亿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对此说法，蔡国华辩称并不是他个人把恒丰银行搞乱了，恒丰银行先后有多人涉案被查。
据记者了解，在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指控中，恒丰银行北京分行前后两任行长邱野、宋豪卷入其中，被另案处理。
在姜喜运一案中，恒丰银行亦有人涉案被查，如恒丰银行股份原行长助理、财物负责人赵春英，恒丰银行原行长助理、信用风险监控部总经理张文凯。
江苏银行发布的一则“拟设立票据经纪业务部”的简短公告，预示着票据圈将迎来巨变。
2月13日，江苏银行董事会决议公告称，该行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江苏银行票据经纪业务部的议案。
界面新闻查询发现，票据经纪并未直接出现在江苏银行所列的经营范围内。根据江苏银行公告，其经营范围中和票据相关的仅有“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这一项。此外，单独设立票据经纪业务部本可无需经过董事会表决且进行公告，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江苏银行对该业务部门的高度重视。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是因为江苏银行是“央行+票交所”拟批准的票据经纪业务的试点行之一，票据经纪可以划归到最后一项“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中。
界面新闻独家获悉，此次票据经纪业务试点行共有5家。一位票据资深从业者透露，5家的构成为：1家国有大行、3家股份行和1家城商行。另一位股份行总行人士则告诉界面新闻，该5家银行为工商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浙商银行和江苏银行。
“初步定了这5家试点，具体的还没定，各家内部还在协调人员、职责之类。”上述股份行总行人士表示。
界面新闻记者也从多个独立信源确认，招行是拟定的5家试点行之一。公开信息显示，招行设有票据业务部，为总行独立部门。目前，在招行40多家分行中均设立了票据业务部，遍布全国，交易团队超过100人，在当地同业中均占据市场领先地位。目前总行票据业务部总经理为郝军，副总经理为李明昌。
所谓票据经纪，指的是在票据活动中，以赚取手续费或佣金为目的，从事票据贴现、转贴现、再贴现、买入返售、卖出回购、票据咨询等一系列活动。
目前银行机构因本身为票据的交易主体，难以独立实施票据经纪业务，因此过往票据经纪业务一般为票据中介所实现。
过往票据市场的乱象丛生，也导致近年来票据大案频发。2016年年初，农行逾39亿票据被“偷天换日”，震惊了监管层，随后，多家银行曝出数十亿票据纠纷案。2018年1月，银监会发布消息，依法查处了邮储银行79亿票据案。
在这些银行票据案的背后，票据中介如鬼魅一般如影随形，在以票据资产为交易标的多主体、多交易形式的交易链条中勾结各方参与主体，以腾挪信贷规模和减少资本金占用为目的，最后酿成大祸。
监管层对此高度重视，为了规范票据市场，2016年12月，上海票据交易所上线。
在业内人士看来，通过票交所机制开展票据业务后，票据中介的业务范围势必被压缩。票交所并没有将票据经纪纳入到票交所的体系下，即使将来会对票据经纪颁发牌照，那也是极少数。
但票据经纪是票据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票交所作为整个票据市场的运行基础设施，未来必将涉及和票据经纪直接有关的企业与银行的票据直贴阶段。
此前据媒体报道，2017年5月，央行曾到多地调研票据经纪业务状况、票据中介行业生态等情况，准备起草票据经纪业务法规。该法规对票据基金业务资格申请条件、申请流程、业务职能定位、业务流程、风险控制等都会有定义。从当时获悉情况看，央行或要求票据经纪业务公司实际实缴资本不低于1亿人民币。
此外，从江苏银行公告来看，目前仅是在银行内部成立专门的票据经纪部门，并未成立专门的票据经纪业务公司。一位银行业资深人士向记者表示，“可能是先在银行内部成立部门，未来不排除像理财子公司一样再设子公司。”
（文章来源：界面）
建行被罚2亿元是2019年7月中国银监会发布的一项处罚决定，原因是建行涉嫌违反《银行业信用卡管理办法》的规定，未按规定做好卡片信息安全管理。2019年11月，中国银监会又公布了要在2020年1月30日前做出新的处罚决定，以确保建行充分遵守《银行业信用卡管理办法》的规定。
1999年开始，信达、华融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奉命处理四大商业银行上万亿不良资产，十年后这些“坏账银行”又借市场化跳板把更多账单塞进国家手中，如此辗转腾挪的后果便是，坏账不减反增，全体纳税人掏腰包。
要了解今次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仿照“信达模式”设立共管账户的性质，就必须知道中国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前世今生。亚洲金融风暴中的1999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将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1.4万亿元的巨款坏账果断剥离，对口设立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简称AMC），以求换得金融业和整体经济的轻装改革。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向每家公司注资100亿元，并担保四大AMC从央行获得6041亿元再贷款，再向四大国有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共发行8110亿元金融债券，以此按1:1的对价购买不良资产。
在华尔街，处置不良资产的公司往往被称为“秃鹫”，他们靠那些“腐肉”为生，也替整个经济体清理垃圾。而这批中国金融“秃鹫”的设立目标也是为了在十年存续期内“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和减少损失”。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说，首次剥离的1.4万亿不良资产“50％是各级政府行政干预导致的，30％是为了支持国有企业，剩下的20％才是银行自身经营造成的。”简单说，AMC的成立就是给中国金融业向市场经济转轨“擦屁股”的，正是这四家“坏银行”的存在让四大国有银行有了成为“好银行”的可能性。
2006年底，官方公开数据显示，AMC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21万亿，占接受总额的83.5%，现金回收约2110亿元，回收率约在20%左右。对于资产管理的十年成绩，外界褒贬不一。尽管处理不良资产是个高技术难度的活儿，尽管四大国有银行中工行、建设银行雄踞全球银行业赚钱能力前两位的成绩表明当初“扔下沉重包袱”、“以时间换空间”决策的正确性，但20%左右现金回收数据仍然表明，AMC辛辛苦苦十余年，银行系统不良资产还有1万多亿元，只是从商业银行挪到到AMC口袋里。
再考虑20%回收率背后的成本，AMC成立时从国有银行借调了工作人员，回收现金的费用率在8.65％。AMC前期将相对优质不良资产处理万之后，后期回收率一年比一年低，管理费用却一年比一年高。AMC管理人员曾披露：“如果回收100块钱你只能拿1块钱奖励，而制造100块钱费用你可能拿20块钱回扣，你选择哪个？”甚至出于十年存续期结束后前途未卜的担心，不乏有的AMC留着不良资产赚其他业务的钱，以免坐吃山空。
在AMC运作期间，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一直非常普遍。首先是“大限将至”的时间压力让AMC不得不在后期以迅速清空库存为目的实施“大甩卖”。曾参加过AMC资产包拍卖的业内人士称，因为经济周期而形成的不良资产如果必须在行政指令下的2006年底前处置完成，坑定会导致“贱卖”。他还透露，AMC为防范与私人交易时的道德风险，更倾向于卖给政府，价格自然也压的很低。
最为极端的例子发生在2006年，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将18.67亿国有金融不良资产低价转让，价格不足债权的1%。购买人随手仅靠其中一笔债权（约占总额1.4%），不仅收回了1800万的投入还另赚800万元。有业内人士甚至将之指斥为“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行为。事实上，AMC拥有不良资产处置的全部成本和收益信息，且掌握了资产折扣权，但回收率并没有硬性指标，运营损失由国家承担，这其中就产生了“寻租”空间。
2005年初，国家审计署披露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现已被查出各类违规和管理不规范问题资金700多亿元，发现案件线索38件、涉案资金67亿元。时任审计署长李金华在通报中指出，一些AMC财务管理松弛，虚报、挪用回收资金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采取虚报冒领、截留收入、虚列费用等手段，将资金用于发高额工资及奖金补贴等。
监管机关还注意到，回收资产最大化及处置成本最小化似乎并没有被放在AMC日常业务最重要的位置。凭借手握上万个企业的债务处置权，AMC建立了涉及租赁、证券经纪、不动产和信托业务在内的分支部门，华融官网曾显示它拥有300家企业的股权，旗下拥有10家金融平台公司，2009年利润同比增长102.9%。但是，所有AMC的业务信息包括最为重要的资金回收率并不曾定期公开。《红色资本主义》作者卡尔•沃特直言，从不良贷款被剥离出银行资产负债表那一刻起，政府和这些资产管理公司间的资金流动至今仍不完全透明。
总结“坏账银行”过去十年，明显特点就是在上万亿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上“成效不大”，坏账只是挪了窝但钱并没清算。更为严重的是，AMC在十年运营中本身又再不断产生新的欠账。据统计，包括四家AMC在成立初期以及2005年再度剥离不良资产，央行提供给AMC的再贷款高达1.2万亿；AMC向四家银行发行的8110亿元债券10年后也无法偿还。
也就是说，4家AMC政策性业务回收的现金在扣除各项费用之后，绝大部分用于支付央行再贷款和金融债的利息，所剩下的能够偿还本金的微乎其微。以华融公司为例，银监会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末，华融公司共回收现金543.9亿元，而同时期，华融公司向工行支付全部累计应付金融债券利息389.16亿元，同时向人民银行支付再贷款利息45.78亿元，还有累计费用支出为28.91亿元，三项合计已达463.85亿元。
老账还没处理完，超过万亿的政策性业务亏损挂在了AMC的账上，这就是“坏账银行”十年后所面临的尴尬现实。不过在选择AMC选择后续改革路径的时候，事业单位政府“管饱”的优越性再次体现。2009年建设银行宣布持有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2470亿债券延期十年；随后中国银行业跟进延期债券10年，利率维持年息2.25%不变，财政部继续对债券提供担保。
另外，AMC欠央行的5739亿再贷款则停息挂账。正常情况下央行为保障资产负债大致平衡，每增加一笔债权就该相应的钞票。每还一笔钱，也要注销一笔基础货币。挂账意味着左边AMC不用再偿还贷款，右边也不再缩减货币，流动性停留在市场上，就有可能导致全社会的通货膨胀。
类似上述政策“管饱”落实到具体资产管理公司，就产生信达向市场化转型时的“共管账户”。2010年，国务院批复信达与财政部共设“共管账户”，将历史上形成的2000多亿元巨额挂账损失剥离至此账户，存续时间初定为十年。
“共管账户”本质上用未来的收益来还当前的欠账，做法是将剥离的不良资产置换成优质资产，财政部向信达发放等额付息债券，以其作为信达唯一股东未来预期可获得的分红以及所得税减免部分归还。引入“共管账户”方案后，财政部作为不良资产的债主不需要立即支付现金化解损失，而信达的财务报表将变得干净甚至“健康”，最终新帐、旧账都留给了未来。
2010年《证券市场周刊》撰文指出，从AMC接收不良资产开始，所谓“政策性收购”就是个数字游戏。十几年后，AMC欠央行约1万亿，签四大国有银行8200亿，原购入的1.4万亿不良资产只有20%现金回收。无论这些欠款是进入“共管账户”还是债券延期、停息挂账，都不过是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不同科目下“左兜换右兜”。但债务就是债务，企业核销要靠利润，财政核销要靠纳税，央行核销要靠通胀。
这些坏账隐藏在中国的GDP效益中，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泡沫。仅以“共管账户”剥离剩余坏账的做法匡算，如果后来的长城、东方都仿照信达、华融的方式操作，未来十年近万亿不良资产还是处理不掉，最后的结果分摊到全民每个人需要为此掏出将近1000元。而据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野华的测算，包括农行股份制改革的成本，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成本已累计3.2万亿，若一次性核销，2009年中国GDP总量的10%就没有了。
凡是资本运作，必定有群体为此支付代价。央行与财政部不是创利企业，由央行和财政部承担不过是由纳税人承担成本的隐讳说法。分析中央财政拯救银行坏账的具体方法，也可以证明是如何为坏账买单的。当坏账积累的一定程度，银行只有用自身利润核销坏账才是直接支付。若国家动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就相当于直接向市场多投基础货币，以隐性通胀的方式摊薄所有人民币使用者的福利，以铸币税的方式搜刮国民以填补银行的无底洞。
此外，AMC向四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是由中央财政担保的，这种隐形担保的形式虽然不是直接的、一次性的买单，但最终是由中央财政间接、延期支付的。央行再贷款虽然目前已停息挂账，最后也还是通过流通领域的通胀造成物价上涨，民众买单。总的来说，起初的银行不良资产经过AMC处置后并没有减少，如今通过市场化改革又再塞回财政体系，坏账在被转移、被延期支付的同时仍然在被放大、被恶化，最终接盘的只能是全体纳税人。
民生银行等4家银行被罚近3亿元。这四家银行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内控管理不完善、业务制度不完善、发现违规后整改不到位、屡查屡犯、风险隔离不到位、理财产品与紫荆花业务交易不当、部分产品管理不规范、部分要求落实不到位等。，所以他们会被罚款。在此，也希望这些银行能够认识到自身的不足，针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积极有效的整改。 1.中国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检查和处罚银行。 7月16日，根据银监会官网发布的消息，银监会对中国民生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等业务进行了检查。，发现这些银行存在违法行为，已依法严肃处理并给予行政处罚。这些银行都有大问题。 第二，银行的问题。 在这次银保监会的调查中，发现了很多问题，包括内控管理存在问题，业务系统不完善，违规行为整改不及时，风险隔离不到位，理财产品和自营业务不清晰等。特别是一些不合理的资金投入和房地产市场的非法融资仍然存在。针对这种行为，银监会已经依法做出了处罚。 三、督促机构进行认真整改。 针对此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银监会也指出，将督促这些被发现的机构进行认真整改，之后将对这些高风险业务进行强化政治，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理财业务转型。只有这样，银行才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同时也希望银行能做好本职工作。
中国银行应该是所有国有银行里面成立最早的一家银行了，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正式成立，早期一直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负责代理国库、承汇公款、发行钞票等，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如今中国银行也早已是世界500强，在全球的银行业中更是排在第4名，实力可以说是相当强劲，已经属于是“大而不能倒”的企业了。

但是我们能发现近两年中国银行也是“问题”不断，比如去年就因为原油宝事件而深陷声誉和信誉双重危机，被银监会罚了5050万元，2021年7月底中国银行三家分行又因为违规发放贷款等问题被银监会罚了290万元，8月份辽宁分行又因未对保险销售关键环节录音录像，被银监会通报批评并且罚款30万元。
近日中国银行又“出问题了”，中国银行阜阳分行因向某投资公司发放贷款，违规收取2300万的银团贷款安排费又被银监会点名批评了。其实这次因为违规收费等问题同时被银监会点名批评的还有四家银行，他们分别是中国进出口银行、浙商银行、江苏如皋农商行、大华银行。

很多人也发现了，近两年不止是中国银行，好像整个银行业问题一直在频发，比如最近渤海银行的28亿存单被质押，南京科远智慧在浦发银行近3亿存款也被质押，而存款被质押，这两家公司都表示并不知情。
除了存单被质押、违规收费外，还有存款变保险、存款变理财产品、还有储户存款不翼而飞等事件也是频繁发生，以上的这一切让我们看到了银行的管理还存在很严重的漏洞，银行做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谨。
就以为储户保密这个最基本的条例，有些银行都做不到，比如中信银行泄露脱口秀演员池子的个人存款信息就能很明显的看到银行的管理漏洞确实存在问题，而银行的管理出现漏洞或者说问题，最终受伤害和损失的往往都是要由储户来买单。
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把钱存在银行除了因为足够便利之外，更看中的其实是安全性，但是近些年因为管理的问题，让储户的存款安全性都得不到应该有保障就是银行的责任了。那对于银行问题频发要怎么解决呢？

要如何解决我认为要分几方面，第一就是银行内部的管理要加强，要学会自查自纠，提高服务水平；第二就是银监会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也要提高处罚力度，不要只是罚个几十万、几百万就了事，这点罚款对于银行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起不到警示的作用；第三就是储户要提高警惕，不能过于信任银行工作人员，另外要是碰到银行有违规或者违法的行为，要及时的向银监会等监管部门进行反应，只有从这几个方面一起下手，才能杜绝银行问题频发。
关于罕见巨票！银监会，建行被罚1.99亿，违规多达38次！这四家银行也被“栽赃”和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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