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点名称：泸州市副市长杨:白酒高质量发展势头明显，但区域中小企业压力较大的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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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我国消费复苏趋势明显
南都：从市场公开的数据看，“双十一”刚结束，成交额非常大。今年双十一的盛况，是否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消费市场的有关趋雹饥迹势？
王士彦：今年“双十一”，部分电商的销售期比去年同期延长，交易量的统计口径并不能完全对比。
不过，从整体看，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各大电商平台的成交额再次创下新纪录。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国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线下零售仍在恢复，而需求消费端行为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品牌商与电商平台的合作更加密切，品牌商正通过新的销售模式加速线上渗透率的提升。整个行业的销售渠道，正在发生从线下往线上转变的结构性趋势，这将促使线上成为销售的最重要渠道。
南都：衡量市场消费能力的真正指标是 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那么，今年及未来一年，我国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会不会超出市场的预期？
王士彦：目前我国消费复苏趋势明显。截至9月，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已连续两个月回正。进入三季度后，可选消费品更是呈现加速复苏的态势。
从全年来看，消费复苏态势仍取决于疫情与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当前，我们对四季度的展望保持偏乐观的态度。
新消源并费与传统消费进入融合阶段
南都：在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未来消费行业将会形成哪些趋势特征？新消费与传统消费各自有什么发展趋势？
王士彦：过去，传统消费品牌是通过以产定销、通过经销商销售给消费者。现在，模式都在转变，慢慢转变为以销定产的模式，从而由消费者来决定生产供应链。
当前，新消费与传统消费已经进入互相融合的阶段。考虑到流量成本趋高，部分行业尚未变革创新等，种种因素交织，最终促使两者互相融合。
南都：下一个五年，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主题。新消费领域的投资机会是否更大？因为疫情而催生的一部分新消费领域是否更具发展活力？
王士彦：未来，基于新消费为主导的消费格局，如何通过新的商业模式、大数据以及其他 科技 激发线下的价值，将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而从投资机会的角度来看，有可能是 科技 型的企业或者服务供应商等，通过搭建运营SaaS平台，为众多中小企业赋能。我相信，这可能是投资的一个大方向。
消费升级背后有三大驱动因素
南都：在“三驾马车”当中，真正对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消费需求。那么，当前中国的市场消费能力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
王士彦：今年的消费呈现出“两头较热、中间存在一些压力”的态势。整体而言，高端类消费，比如说奢侈品等消费表现非常强劲；大众类的消费尽管表现坚韧，但仍然存在一定压力。
如何推动中国消费能力上新台阶呢？从宏观层面上，我们需要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解决房住不炒等 社会 问题，卓有成效地打消老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从行业层面上看，消费品领域渠道成本仍然过高、渠道透明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消费潜力的进一步释放。不过，当前，通过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的配套，多个电商平台将优质的消费品下沉到支线市场。
南都：那么，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之下，我国的消费升级对消费品行业的影响如何？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下，中国消费品行业有哪些投资的机会和风险？
王士彦：消费升级背后的驱动因素有三方面。一是消费品的品质给消费者带来体验和精神属性上的提升，这是推动消费升级的核心动能；二是处于支线城市的消费者对于品质生活有更高的诉求，从非品牌化的产品切换到品牌化的产品，这也意味着品牌营造和产品研发将成为企业投入最大的领域；三是消费者对于体验式消费以及品牌的诉求，已经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这既是发展的机遇，亦是挑战。
在过去，品牌对渠道商、消费者有很强的议价能力或者定价权，随着一些互联网、 科技 、大数据等新手段的涌现，消费领域的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像化妆品、小家电、小食品等行业，会有非常多的新厂商进入。
高端白酒龙头可期
南都：五粮液总市值突破万亿，成为深市首只万亿市值个股。高端白酒的增长势头迅猛，中低端白酒品类尚未完全发力。受到季节性肢笑、政策性以及营销渠道等多方面的影响，今年年底乃至明年，白酒产业的销售态势如何？
王士彦：从基本面来看，高端白酒仍是目前需求恢复最确定，而且竞争格局相对稳定的领域。即使受到疫情的冲击，白酒企业基本完成年初制定的计划。特别是高端白酒，三季度末已完成预定的目标。明年，在经济复苏与需求增长的双重刺激下，高端白酒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南都：茅五泸的龙头优势是否依然凸显？
至于低端白酒类，龙头企业或将占据优势。不过，各家企业能否抓住消费升级的趋势，仍将决定其市场表现。
南都：基金、保险等机构投资者重仓白酒和医药等行业。截至昨日，今年以来，白酒板块涨幅超八成，市盈率已达50倍。您如何看待当前的板块估值？是否依然有投资的价值？
王士彦：从板块角度来讲，高端白酒的业绩增长最为确定，而且中长期来看，业绩成长的路径也非常清晰。其次，高端白酒的竞争格局中相对稳固，决定了龙头企业强者恒强。最后，高端白酒在未来整个白酒大盘中将占据更高的利润份额。
所以，在疫情带来不确定性，以及外资进入我国的大环境之下，白酒行业现阶段的估值是可以理解的。而从中长期来看，白酒仍是最具备投资价值的板块。当然，白酒行业短期可能存在一些波动，但这些波动更多是市场风格的切换。
生猪养殖或迎来整合机遇
南都：猪肉价格一直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生猪养殖企业近日公布的10月简报显示，受制于生猪价格持续回落的因素，销售收入环比下降。业内也认为，四季度是猪肉传统消费旺季，下游产业与消费者需求都比较强烈，你对未来生猪价格趋势怎么看？
王士彦：从供给端方面看，中国母猪的产能、生猪的存栏量已经走出非洲猪瘟的影响，逐步恢复。从三到四年的猪周期来看，供给稳定，价格已处于下行周期。随着需求复苏，生猪养殖企业的成本压力也有所缓和。
与此同时，考虑到非洲猪瘟的影响，许多中小散养户甚至一些专业的养殖户已经退出市场，下行周期当中，这将成为龙头养殖企业整合市场机遇。
采写：
“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过度发展了，由此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中国太大了！每个地区都有很多的人口，超过一亿人口的地区就很多，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地区间的竞争是必然的。”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江三角洲同珠江三角洲之间的经济竞争，东莞台商协会副会长郭山辉做出了上述评论。东莞台商协会是中国大陆会员最多的台商协会。
郭山辉本人是做豪华家具生意的，在东莞建厂已有多年，在全世界做欧美市场的家具生产商中，他的企业排在世界前五名以内。但就在不久以前，他在上海附近设立了分厂，并且有连根拔的迹象。由于他的迁移，当地与其生产相配套的七家台资配念企业同他一起迁往上海。在那里，当地政府给了他几十亩土地，让他扩大生产规模。因为他的企业规模大，又是新来投资，因而每当他回那里，必有官员去机场迎接，并悉心探蚂橘问一番。据介绍，在东莞投资的台商，绝大多数都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建立了分厂或分公司，最差的也要建个办事处。
曾因改革开放先行一步而成为沿海明珠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面临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咄咄逼人的竞争。这种压力可以从不久前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三个“高度重视”上体现出来，其中一个就是：高度重视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迅猛发展的势头，并提出要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的确，如果考虑到珠江三角洲经济对外向型经济的高度依赖，那么外资北上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不论怎样评估都不为过，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的未来。
当我们目睹世界五百强云集上海，台湾电子业龙头企业纷纷奔培物困向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连珠江三角洲的台商也蜂拥北上时，我们不能不为珠江三角洲的明天而担忧了。对珠江三角洲来说，确实有一个深刻反思、并在此基础上给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
市场：没有长三角辽阔
在谈及为何去上海设立分厂而不在当地追加投资时，郭山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长江三角洲的政策比较灵活，优惠，而且政府不收费，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东莞这边收得比较厉害。那边招商很积极，政府服务好，统一窗口办事，效率高。”
“就国内市场来讲，如果要把规模做大，应该在华东、京津唐地区分别设厂。如果规模不够大，还是呆在东莞。”
郭山辉的意见在台商群落中是有很大的代表性的，而且他所谈的问题，不仅对于台商有意义，也是任何外商决定投资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从市场角度来说，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苏南地区以及浙东北地区，共15个城市，土地面积99678.5平方公里，人口7470.55万人(截至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3740亿元。而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在内共计14个县市，土地面积41698平方公里，总人口为2262.14万人(截至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6439亿元。从几方面数字看，两者都相差一倍以上。
从城市化发展水平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也高过珠江三角洲，这一地区形成的以上海为中心，南京、苏州、杭州、宁波为次中心的城市带，城镇体系等级齐全，城镇规划质量较高。与此相对，珠江三角洲无论在城镇的规划质量，布局的合理性，城市功能的发育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表现出过分依赖“香港因素”的特点，市场的辐射性也不如“长三角”。
由于地理上的区隔，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历史上就不具有对内地的辐射性。改革开放20年，它也一直是以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见长，对市场的辐射和影响主要在国外而不是国内，因此它对中国经济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出口大省这个角色上。这一点，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好相反。
再从整体经济实力来考察，中国大陆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有10个位于长江三角洲，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这一地区占了一半。如此具有诱惑力的市场，自然是任何外来投资者绝对不能忽视的。事实上，那些由珠江三角洲北上，或者不去珠江三角洲而直接投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外商，绝大多数是奔着这个市场而来的。用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张汉文的话来说，“是为了内销的目的。”
不过问题在于，珠江三角洲地区过去也是有过30%的内销比例这一说法的，为何对外商没有吸引力呢？
张汉文会长道破了其中的原因：“以前是有30%的内销比例，但是实际上没有人去碰内销，万一海关来查怎么办呢？比例、数额不容易确认，这边的海关太严了！”
张汉文本人的主要生意是做鞋，不过他生产的鞋属于军需品，供应美军用的，在鞋类中属于高科技。9·11事件后，别的台商生意不景，唯独他“风景这边独好”。他自己承认，他和他的家庭成员近来也到江苏去投资了。一是在江阴投资了一个高科技生态农业项目，二是在无锡建了一家制衣厂。
张汉文说：“海关的问题，其实在全国的政策都一样的，但是这边的海关似乎特别严厉。”与此相比较，长江三角洲的一些地方很重视台商的这块心病。为了吸引珠江三角洲的台商去他们那里投资，他们来招商时，甚至专门带当地海关关长一起前来。据了解，当初昆山组团来东莞招商时，随团的当地海关关长就当面向当地台商详细解释各种有关海关的政策法规，并向台商大派定心丸。
政策全国一样，操作却大有讲究，商人当然是最现实，最会比较的了。
人力资源：遭遇制约
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力资源素质不高，以及难以获得大批优秀人才，是记者访问中北上的台商们一致的印象。
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张汉文说：“在珠江三角洲这边人才的取得比较困难，高级一些的人才都要到内地去招聘，甚至要到内地高校去预定大学毕业生。”协会副会长郭山辉也表示：这里的劳动力基本上是外来人口，大学的供应量不足。东莞城市过度发展，居住环境不好，造成高级人才不愿意来。
实际上，东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工人不仅是“外来人口”，其中绝大多数就是内地的农民，而在内地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并未普及，就是说，东莞的工人相当一部分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其素质可想而知。当地一名港资玩具厂的设计工程师告诉记者：“这些工人怎么这样迟钝，怎么教都教不会！”而谈到管理人才乃至高级人才，那更是珠江三角洲的弱项。
一项统计数字显示：1999年，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人口占全国的10.4%，而高等院校、高校教师、在校大学生、科研机构数及科技人员分别占全国的13.9%，14.9%，16%，12.7%和14.4%；而同期广东人口占全国5.8%，上述其他指标分别为4.7%，4.3%，5.4%，5.2%和3.1%。如果按人均比例来看，1999年江苏、浙江和上海市每百万人口拥有高校1.13所，研究机构5.59所，每万人拥有2.54个高校教师和30.37个在校大学生。国家计委国土开发和地区经济研究所的胡勇博士对此评论说：珠江三角洲科技创新能力普遍不高，缺乏知名的研究型高等院校，与其GDP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排名很不相称。
而在吸引外来人才方面，广东省人事厅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负责干部透露：在吸引海外留学人才方面，目前广东省做得远不如上海，甚至不如北京。在吸引内地人才方面，近年来虽然通过高收入吸引了一批人才，但同实际需要相比，仍然显得不够。而且在引进人才的实际操作中，存在着重形式而不重内容的现象：广东一家高科技企业常年在当地一家大报上刊登人才招聘广告，但是大批高级人才却被拒之门外，原因何在呢？据该企业内部人士透露，这是企业以这种形式给自己做形象广告，招人倒在其次，同时因为招聘广告属于分类广告，收费反而便宜，可谓一举两得；另一方面，不少珠江三角洲企业在招聘人员时，动辄非硕士，博士学位不要，但人员招聘进来后，只能做普通的文员工作。这种人不能尽其才的现象本身就说明，当地消化吸收人才的能力不强。
人力资源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制约不仅表现在人才的缺乏和人力素质的低下：由于当地劳动力几乎全部是来自内地省份的农民，因而劳动力的流动性极大，当地外资企业很难培养出一支稳定的熟练工人队伍。特别严重的是，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劳动保险逐步强制推行，一些内地农民工为了获得一部分保险赔偿，动辄在各企业间随意“跳槽”，造成外资企业蒙受损失，而长江三角洲的情况则截然相反。记者几年前在浙江萧山的一次采访，可以很好地说明：为何外资企业宁肯支付高于珠江三角洲的人力成本也要去长江三角洲投资。
那是一家港资企业，在这家企业进萧山开发区之前，开发区管委会把有关规定对香港老板先讲清楚：企业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招收工人，但是工资发放不能低于当地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二是劳动社会保险一定要交，在此前提下，开发区工会组织将努力协助工人安心工作，努力生产。香港老板一算，虽然人力成本比珠江三角洲稍微贵了一些，但工人都是当地人，一律高中毕业，不少还是技校或职业学校毕业生，也值得。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请了一位原来担任过村委书记的老先生担任工会主席，从此劳资双方和睦相处，工人也敬岗爱业，有的女工从十七八岁开始在工厂做起，一直到结婚，生子，仍然不离开这家工厂。相比之下，这种情形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绝少出现，而劳资纠纷不断倒是成为珠江三角洲劳资关系的常态。两地相比，人力资源环境谁更有吸引力，已是相当明白了。
政府服务：稍逊一筹
谈起政府服务的不足，不能不提到珠江三角洲城市的“过度发展”问题。
从城市管理来说，中国政府历来是根据当地常住的户籍人口来设定管理部门的人员编制的。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的一个现实是：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结果导致外来务工的暂住人口极大地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像东莞、深圳等城市，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比已经达到1∶4甚至还要多，但是政府管理部门的人员编制却仍然是按照户籍人口的比例来配置，这样一来，管理效率的低下也就是必然的事了。长期困扰东莞等地外资企业的社会治安、城市交通问题，就是这种城市“过度发展”的后果。
作为广东省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同时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之一，任何一个外地人第一次到东莞时，一定会为城市交通管理的混乱感到惊讶，逆向行驶、冲红灯比比皆是，摩托车满街乱跑，车辆过后一地尘土。更有甚者，有时你满街很难找到一个警察。张汉文对此分析说：“东莞的城市(管理人员)编制问题，治安、交通警察的编制没有跟上东莞作为外来移民大市城市发展的要求，按照本地居民人口数定编制肯定是不妥当的。东莞外来人口已经达六七百万，城市(管理人员)编制没有跟上，警察编制跟不上，就拉治安队来充数，而治安队没有经过正式训练，素质很差，有些根本就不是正经人，结果带来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治安不好也就不奇怪了。广东省一家传媒驻当地记者站站长评论说：“不是东莞当地不想治安好，是它编制就这样多，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据张汉文反映：有些公安执行公务不讲策略，有影响台商经营的现象。“当有怀疑台资厂有违法现象，还没有证据，还在调查中，就一下子带走好几个人，都是工厂的核心人物，造成工厂停产。对于外销企业来说，无法按时交货的损失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张汉文介绍，东莞个别基层政府有违法行政的现象。“比如对工厂边角废料的处理问题，以往外资企业对自己工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废料，一般都是找一个合适的价钱卖掉，然后给员工发放奖金或者搞福利，但是后来要求统一卖给与政府有关系的废料处理厂家，他们又故意压价，所以台商不愿意把废料卖给他们，结果发生武力抢夺的恶性事件.这样就太不应该了！因为边角废料其实还是属于业主的财产，怎么处理是业主自己的事情。”
而说起华东来，台商们一致反映：当地政府很珍惜招商的机会，加倍对其礼遇。张汉文介绍说：“那边几十个城市向我们招商，已经在东莞的台商是他们特别要吸引的对象。那边的政府部门、银行上门服务，直接来和你沟通，我们随时可以和他们的县市领导直接沟通。”
根据记者的长期观察，长江三角洲地区政府吸引外商(特别是台商)最厉害的招数是：关照和规范。江苏、浙江一些城市因为处于招商的早期阶段，所以对外来的投资者关照有加，而且这种关照往往是由当地主要负责干部出面实施的。因为招商事关政绩，当地负责干部常常亲自出马帮助外商排忧解难，并和这些外商建立固定的联络管道，这对于具有中华文化背景的外商来说，特别能给其安全感。另一方面，对于大的外来投资，当地政府以规范和优秀服务相对应。因为大企业不同于中小企业，需要在政策的灰色地带得到官方的照顾，它最看中的是规范，而曾经作为中国计划经济大本营的上海地区，在规范这方面是有传统的。
长江三角洲地区政府以不同的办法对付不同的外商，并且常常两手并用，获得了外商的普遍好感。
城市分工与产业整合：仍处于“战国时代”
近来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在逐步形成经济一体化，各地自觉地认识到上海的龙头老大地位，开始进行各自资源的整合和调配，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
在政府层面，两省一市政府空前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目前已经有了常务副省长、常务副市长之间一年一度的定期交流。用上海市常务副市长蒋以任的话说：上海与江苏，浙江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前景有着共同的认识，下一步两省一市要全面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经济互补互动，各扬所长，共同发展。在外来投资方面，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制造业去江浙，商业服务业去上海；中小企业去江浙，大型企业去上海。现在，高科技台商纷纷向昆山、苏州、无锡等地群聚，形成完整的IT制造业群落。上海则为周边企业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方位服务。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上海和昆山、苏州、吴江等地政府已经逐渐达成“错位发展，形成特色”的共识。而内资企业例如春兰集团，则宣称自己有两个总部，“泰州是制造总部，上海是投资总部，泰州交的是制造税，上海交的是投资税。”这种具有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城市群落，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和市场。而相比之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协作则相当令人失望，用“战国时代”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以基础建设而论，在珠江三角洲如此狭小的范围内，居然同时存在着深圳、珠海、广州几个机场，现在广州还要再建新机场。而港口建设呢？目前已经有了广州黄埔港、深圳盐田港、珠海高栏港、中山南沙港，而南海还要再建新港。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中间无疑有着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暴露出一个问题：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城市各有企图，彼此间无法协调和沟通，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缺乏一个大家公认的领头羊城市。
再以城市功能和定位而言，据介绍，广东省原来明确支持以“中心城市”定位的城市只有广州和深圳，而今年上半年东莞市委书记佟星高调向媒体宣布“东莞要建成现代化中心城市”。据说，有更高层的领导支持这一新定位。再从产业来看，深圳有一年一度的“高交会”，东莞就来一个“电博会”，顺德、珠海、中山、惠州、深圳，各地都在搞家电制造业，产业趋同性十分明显。
这种战国纷争的结果，造成资源的浪费，无法形成整体力量，其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自然大打折扣了。
出路：“大珠江三角洲”的构想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和人力资源方面，珠江三角洲在相当时间内无法同长江三角洲抗衡，特别是人力资源，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政府服务，特别是区域经济协作，珠三角则有比较大的改进空间。最重要的是，珠江三角洲必须在经济上和香港进一步融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在这一过程中，自觉地维护香港的龙头地位，发挥其亚太金融中心的带头羊作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在相当长时间内，“大珠江三角洲”在国内的地位将无可能取代。
要实现上述目标，珠江三角洲各级政府在思想上必须摆脱唯我独尊、排外的狭隘视野，真正理解“富而思进”的深刻含义。不在思想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珠江三角洲的明天实在令人担忧。
关于同香港合作建立“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问题，对广东未来前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目前有两个问题必须要解决，一是双方利益的协调，二是中央的态度，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一国两制”。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双方必须要平衡协调各自的利益。广东未来要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电子信息、软件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和环保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而香港未来经济要走高增值服务路线，巩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旅游中心和贸易运输物流中心的优势。新加坡媒体评论说，“香港要维持固有优势，而广东今后的经济发展重点可能将香港的优势压缩到仅剩金融一项。实际上，如果广东省政府不协调珠三角一带的基础建设，像珠海的高栏港、中山的南沙港、深圳的盐田港，未来都会凭借低成本与香港集装箱码头抢生意。”要平衡和协调各自的利益，必须要贯彻这样的原则，一方有利另一方有害的事少做或不做，对双方有利的事多做。
至于中央的态度，则是粤港双方所无法回避的，因为这牵涉到“一国两制”的实践。今年8月底在香港召开的“粤港台经济合作论坛”上，刚刚爆出深沪京居民可以免签证赴港一日游，公安部马上就表示操作有困难。因此，如果说开放20年来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的政策，那么未来珠江三角洲的前途仍然系于中央的决心。建立“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不是粤港双方自己就可以确定的。
关于泸州市副市长杨:白酒高质量发展势头明显，但区域中小企业压力较大和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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