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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指出一点，普查数据、小普查数据、年度数据口径不同，不可混用。普查数据 10 年一次，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存量数据一次性修正”。比如按 2020 年底总人口的 141178 万人，比 2019 年底增加 1173 万人（正常年份每年增加 400万~800 万人）。实际上，这 1173 万正唯人并不是 2020 年一年增加的，它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存量数据统计的修正。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
我们需要简举运培要了解普查口径和年度口径的关系。
根据国务院2010年颁布的《全国人口普查条例》，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位数逢0的年份为普查年度；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开展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调查，也就是1%人口抽样调查，又被称为“小普查”。在不进行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的年份进行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
不同口径的数据是不可直接混合计算的。
比如2016年初，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总人口数为137462万人；而2016年4月20日《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公布的“小普查”数据显示，2015年人口总数为137349万人。
存量人口的 141178 万人，以及 2020 年比 2010 年增加 7206 万人（ 2010 年比 2000 年增加 7389 万人）这两个数字都超出前期市场过于悲观的预期。过去 10 年净增加人口几乎持平于再往前 10 年（只少了 183 万人）。当然，这很大程度上与 2016 、 2017 年二胎政策所带来的短期人口脉冲有关。 2017 年之后新生儿人数逐年下降的趋势还是十分明显的，增量形势仍比较严峻。
2016年、2017年新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1723万人，比2010~2015年年均值高了110万人左右，比2000~2010年的年均值高了126万人。
2017年之后，新生儿数据下降比较明显，2018年、2019年、2020年分别为1523万、1465万、1200万人。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5月11日在发布会上表示，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数量有所回落。初步汇总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这个规模依然不小。
1200万人是确切数还是约数尚待详细数据，按照1200万人，则环比2019年下降18%左右，大致符合预期。
2021年2月8日，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布《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报告显示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人。2019年同一口径数据即户籍登记的新生儿数为1179万人。这意味着这一口径下2020年新生儿下降15%左右。
2020 年新出生人口的下降是三个因素的叠加， 第一个因素是疫情影响。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出生率在2020年均出现显著下行，出生率 历史 新低的情况比较普遍。疫情影响出生率主要缘于产检医疗条件的变化、收入预期的变化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上升导致推迟生育计划。数据显示疫情导致较大比例欧洲育龄夫妇推迟 育儿 计划。另一个可参照案例是2003年非典，北京地区出生率从2002年的6.6‰大幅降至 历史 最低点的5.1‰。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年初的影响会落在2020年，二季度起的影响主要落在2021年，2021年出生率数据可能会继续偏低。
第二个因素是育龄人口的代际下行。 由于国内出生人数在1987年是一个高峰，1987和悄滚1990年之后曾出现两轮明显下行，这对应2017年后育龄女性人数的变化以及这轮新生儿人数的快速下降。
第三个因素是工业化-生育率悖论。 这几乎是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需要对这一过程的艰巨性有充分预期。比如韩国粗出生率已从1980年的22.6‰降至2018年的6.4‰，印度粗出生率已从1980年的36.2‰降至2018年的17.9‰，越南粗出生率从1980年的31.9‰降至2018年的16.8‰（相当于中国1996年前后水平）。欧美下降较慢，但同样处于下行趋势中，美国1970、1980、2018年分别为18.4‰、15.9‰、11.6‰；德国同时段分别为13.4‰、11.1‰、9.5‰。
以总和生育率来看，1990年美国、韩国、印度、越南分别为2.1、1.7、3.6、3.6，2018年分别为1.7、1.0、2.4、2.1。总和生育率显著偏高的国家，如尼日尔、索马里、刚果（金）、马里、乍得、安哥拉、布隆迪、尼日利亚，均属前工业化国家。
简单来说，第一个因素代表“生育条件”，属短期扰动，估计主要影响 2020~2021 年；第二个因素代表“育龄基数”，需要及时、迅速进行政策调整，否则下一个阶段压力会进一步加大；第三个因素代表“生育意愿”，它作为一个全球难题的规律性被很多人所忽视。但恰恰是这种规律性意味着挑战会更大。它可能和一系列内生原因有关，如现代 社会 体力劳动边际回报率下降、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住房和教育成本上升等，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还有一个原因是流动人口比例偏高，年轻人面临“打工 - 返乡 - 结婚 - 生子”“城市就业 - 买房 - 结婚 - 生子”两种典型路径，均会导致婚育年龄偏晚，从而带来生育率的变化。
所以，出生率和生育率下降具有内生性，对这一过程的艰巨性要有充分预期。
从这个框架去理解，要影响人口曲线，一要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二要有针对性地瞄准“工业化 - 生育率悖论”，比如通过一系列组合政策降低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通过降低住房成本、教育成本、提升教育资源可得性来降低年轻人生养育的成本预期；通过更广泛的城市群建设，推动工作机会的区域多元化，降低因人口流动模式固化导致的代际晚育的现象。
老龄化特征继续上升，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 13.5% ，上行速度也比上一个十年更快。从世界银行口径数据看，全球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大约在 9.1% 左右，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 18.3% ，中等收入国家为 7.8% 。老龄化对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都会产生深刻影响。
本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已有 2.18 亿人，较 2010 年的 1.19 亿人大幅增长。和 2010 年相比，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8930 人上升为 15467 人。这一点是“工程师红利”形成的基础。
核心假设风险：宏观经济变化超预期，外部环境变化超预期，政策去杠杆力度强于预期。
（作者系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第一 财经 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原标题为《郭磊：七普人口数据简评》，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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